《发现乐山：被遗忘的抗战文化中心》：
1938年春，中线文物已经存放在重庆，并成立了故宫博物院驻渝总办事处。马衡对北线运输很不放心，很想了解陆路运往陕西的这批文物的情况。当时这批文物正由汉中向成都转运。是年9月，理事会推定马衡和理事李济赴成都及汉中去视察一番，并由北线运输负责人那志良陪同。刚到汉中，便接到重庆发来的电报说：重庆被敌机轰炸了，赶快回渝。马衡担心文物安全，于是赶忙装了三卡车文物，马衡、李济、那志良各押运一辆，昼夜兼程走了三天三夜，终于赶回成都，看到运达成都的文物完好无损，才松了口气。马衡稍事休息后，就与李济一起坐火车赶回重庆。
11月30日，马衡等人呈报故宫博物院第一次常务理事会，建议疏散重庆、成都两地文物，地点可选在四川雅安、新津县文庙及玉清道院，华西大学图书馆与博物馆，并请理事会定夺。
1939年春天，重庆已受到敌机严重威胁，西南大后方开始遭到数年之久的“疲劳轰炸”。3月16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代理事长孑L祥熙主持召开的第二次常务理事会议决，文物“不必移往雅安，应就嘉定一带觅洞存放，限一个半月后办竣，新津修理工程停止进行”。随后行政院也命令故宫博物院，限三周之内，即5月23日以前，将存渝所有文物全部运离重庆四十里以外，觅合适之地贮存；运到成都的所有文物（北线文物）也限在5月底之前全部运离成都，选合适地方保存。
接到命令后，马衡偕几位同仁飞往乐山并转赴峨眉各处勘察。3月31日，马衡报告：“乐山洞窟虽多，但每洞仅可存六七十箱至一百三四十箱之谱，容量甚微，并不适用，且又散处荒郊，保管不易，后经多方调查，在距城20里之安谷镇，觅得宗祠庙宇十余所，可供应用，约计容积足敷储藏在渝全部文物而有余，地点偏僻，无虑空袭，春季江水上涨，舟楫便可直达，惟闻上游流急滩险，无逊夔门，且由渝运乐必经泸叙，闻盗风尚炽，不无可虑，一切运输保护自须事先充分准备，妥加布置”，“峨眉原为佛家胜地，丛林密集，选择较易，所惜山径崎岖，艰于转运，山麓各寺则房屋稠密，阴湿特甚。比较结果，当以峨眉县城之外大佛寺及武庙为最合用，预计在蓉文物亦可全数移存……成峨转运水陆均可通达，陆路仅一百五十余公里。”经通盘考虑，马衡最终决定将存重庆所有文物移运乐山的安谷乡，北路由陕入川暂储成都的文物转藏峨眉，并派科长欧阳道达筹备一切工作。从重庆到乐山，路途遥远，所有文物的转运工作无法在5月23日前全部完成。怎么办？马衡决定利用宜宾作为一个中转站，先把所有文物全部运至重庆四十公里以外的宜宾，正好完成行政院的命令。存放在成都的所有文物，全部迁运峨眉，限在5月底以前运完，交由驻蓉办事处主任那志良负责办理，并派科员牛德明先到峨眉，筹备接箱工作。安排好转运工作以后，立即与中国联运社接洽、订约，落实具体的运输事宜，确保所有存放在重庆、成都两地的文物在5月底前能全部有序地运到指定地点。
从成都到峨眉，弯弯绕绕的崎岖山路有三百多公里，用汽车运输，还需要渡河四次。中国联运社派出十几辆新车担任运输，但由于期限太短，就选定了距离成都约一百四十公里的彭山作为中转站，先把箱件运到彭山，以符合5月底前将文物运离成都的要求。
当时在彭山县城找了一座庙宇和一所学校作为贮藏国宝的临时场所，并在那里设了一个临时办事处。那时在褒城的一批文物还没有完全运到成都，于是就直接运往峨眉。从陕西褒城到四川峨眉，距离一千四百公里，驻蓉办事处当时管辖汉中、褒城、广元、成都、彭山、峨眉等处的有关事务，于是那志良就实行责任分工制，每处指定一位职员负责，全权管理一切事务：褒城是梁廷炜、汉中是薛希伦、广元是曾湛瑶、成都是吴玉璋、彭山是郑世文、峨眉是牛德明。到了1939年6月，存放在成都的文物全部顺利运抵彭山县，以城内禹王宫、万寿宫及县立初级中学为临时移存仓库。彭山至峨眉，从6月5日到17日，计运20批，用车130辆，接运完毕。而陕西直接运达的文物，到7月11日全部运抵峨眉。文物分别存放在峨眉县城东门外的大佛寺和西门外的武庙两处，并在那里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那志良任主任。从1937年11月文物从南京抢运开始到运抵峨眉时，前后已经颠沛流离了十八个月，全线运程约二千四百公里。在这路运输过程中，所运文物一箱未少、一件未损。
从重庆到乐山，主要是用轮船运输。这一繁重的运输工作大多由中国联运社完成，刚开始他们表现出了良好的敬业精神，故宫博物院的职工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终于按期将全部文物由重庆运抵宜宾，暂存于真武山下的山洞里。然而，在此期间发生了一起人命惨事。故宫职员朱学侃，办事历来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为了确保文物的安全，有一次在昏暗无光的夜晚，爬上船舱检查，没留意舱口未盖上铁盖，一失足摔下船舱，脑部受创而亡，是为护送国宝献身的第一人，年仅32岁。真是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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