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1887 年生于纽约，1948 年病逝。曾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弗朗茨·博厄斯，专攻文化人类学。二战期间，对日本、荷兰、德国等国民族性进行研究。著有《文化模式》《种族：科学与政治》《菊与刀》等，其中尤以《菊与刀》影响巨大。

　　贾宁，1985年1月15生，辽宁人，2008年毕业于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

　　《菊与刀》是二战后期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调查分析报告，旨在为美国管制战败后的日本提供政策依据。书中，作者把笔触深入日本人生活的诸多方面，既展示了日本人的生活习性和行为信条，也剖析了这些习性和信条之所以形成的深层文化因素。自1946 年出版以来，它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已经成为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读书，并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研究直接运用于政治实际操作的杰出例证。

　　日本人觉得美国人立誓戒酒的做法十分怪异。在他们眼里，美国的某些地方立法禁酒也是十分奇怪的。只要是正常人就不会对饮酒的享乐提出异议。只要将饮酒放在次要地位，就不会干扰到正常生活。就像不用担心变成同性恋一样，日本人也不必担心变成酒鬼。在日本，无法禁止酗酒并没有成为社会问题。饮酒是乐事，一个人即使喝得烂醉也不会遭到家庭和社会的嫌弃。他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也不会因此殴打自己的孩子。不受严格礼教束缚地尽情歌唱和舞蹈、没有拘束地开怀畅饮是很常见的。城市中，人们喜欢在酒会上坐上他人的膝盖。
　　喝酒和吃饭在传统日本人那里是被严格分开的。在农村，如果谁在宴会上开始吃饭，就说明他不喝酒了。这是两个完全隔离的范围，他已经身处另一个范围之中。有时候在家里，饭后也会喝酒，但是绝不可能一边吃饭一边喝酒。两种要轮流享受。
　　上面讲到的日本人的“人之常情”观，带来了一些重要影响。西方人的哲学是精神和肉体在一个人的生活里一直斗争着，日本人的观念却推翻了这种哲学。肉体在日本人的哲学中是没有罪的。享受可能的肉体快乐也没有罪。在宇宙中，肉体和精神并不对立存在。这样的哲学引出的观念就是：世界不是战场，不是善与恶在一直不停地斗争。乔治?桑塞姆说：“日本人的所有历史都缺少对罪的认识。或者从某方面来说，是他们不愿意有这个认识。”实际上，把“罪”作为人生观的一部分，一直都被日本人拒绝。日本人承认人有两个灵魂，但不是相互争斗的善与恶的冲动，而是“温和的”和“粗暴的”灵魂。一个人的一生中有“温和”的时候，也一定会有“粗暴”的时候。不是一定有一个灵魂要下地狱，另一个灵魂要上天堂的，而是两者都必不可少，根据场合的不同都可以是善的。
　　同样，即使是日本人的神，也具备善恶两重性。女神天照大神的弟弟叫素盏鸣尊，是日本最著名的神之一。他是一位“迅猛”的男神，对自己的姐姐很是粗暴，在西方神话中，可能会被看作魔鬼。他到姐姐的住所去，姐姐怀疑他动机不纯，想将他赶出去。他就大肆胡闹，当姐姐和侍者在饭厅里举行尝新仪式的时候在那里拉大便。他犯下毁坏稻田田埂的重罪。他还在姐姐的房顶上戳了个洞，把“倒剥皮”的花斑马扔进去，这是最大的冒犯，也是西方人最不能理解的一点。诸神因为他犯下的这些罪行对他进行审判，将他治以重罪并逐出天国，流放到“根之国”。但是在日本的众神之中，他仍然是很受尊敬和欢迎的一位。在神话中，这样的神并不少见，但在更高的伦理宗教中，这样的神不会被算进去。因为认为宇宙存在善与恶不断斗争的哲学更倾向于将超自然的事物分为两类，就是黑与白。
　　日本人一直不承认善恶争斗是道德范围的一部分。就像几百年来他们的哲学家不断说明，这是不适合日本的道德律。他们高声宣称，日本道德律的优越性正是靠这一点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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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
第一章 要做的事：研究日本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处在适合自己的位置
第四章 明治维新
第五章 欠历史与社会“恩情”的人们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第七章 最难还的是“情义”
第八章 雪耻
第九章 充满人情的社会
第十章 陷入困境的美德
第十一章 自我修行
第十二章 儿童学习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