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中国教会奠定了一个上层教会的传统,使教会历经风雨还能继续生存。三、利玛窦的学说渊源,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息息相关。他给中国带来了不少具有“现代性”的问题。近代人须臾不可回避的“理性”“科学”“开放”“交往”等主题,都和利玛窦的命题相关。四、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最能让国人长脸的,是利玛窦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同胞,使中国骤然在17、18世纪被称为世界上高度文明的“礼仪之邦”。
士大夫知识分子在北京这个文化中心和利玛窦合作,一场西方文化研究热潮在全国开展起来。许多学者,言必称“天”,称“上帝”,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的名字为很多明代学者知晓,这堪称历史上成功的“文化基督徒”运动。中外学者们都认为,明末的这段时期,是中国和西方文化关系最为和睦的阶段。儒、佛、道和外来天主教温和“对话”,北京的利玛窦,和杭州的莲池大师有书信往返,讨论神学和佛学的差别。有讨论,辩论,1616年,也曾有过一次较小的“南京教难”,但极端的迫害、暴力的对抗,在知识分子和民众中间并没有基础。诸如18世纪的“中国礼仪之争”,19世纪义和团“教案”,当下那无时无刻的“妖魔化”宣传,中国和西方、北京和罗马之间的不信任,那时都还没有发生。文明之间,只有相互的爱慕和捧场。因此人们戏称之为中西文化关系的“蜜月时期”。
融洽的关系,并非是建立在初期交往的陌生好奇之上,也不是一场隐瞒真实身份、靠了面具才玩得起来的假面舞会。双方的交往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他们都相信,人类圆颅方趾,一个来源,最终都能达成“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在众多的文化和信仰差异之上,建立一个基本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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