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白怀，1924年正月十五日出生于广东新会县(现江门市)。从小随父母到上海读书。1941年(17岁)11月(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离开上海“孤岛”到天目山抗日地区，因从事写作被吸收进入《民族日报》任副刊编辑多年。1945年1月响应重庆“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投笔从戎正式入伍，抗战胜利后复员重返上海读书。1947年夏在上海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在校参加中国共产党。1948年初到杭州，任《当代晚报》总编辑。在中共杭州市委(地下)直接领导下，进行隐蔽战线的宣传和对敌策反工作，密切配合迎接解放大军渡江。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任《浙江日报》编辑部组长、特派记者等职。1985年离休。
　　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双叶集——文学之梦与人生笔记》。
　　2015年获得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老兵纪念章。

　　《摇晃的天目山》是作者张白怀以亲身经历和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视角，对浙江杭州地区八年抗战历史的回忆和记述。作者多年来收集到浙西各地的文史资料，书中对天目山和杭嘉湖敌后有许多翔实的记载。他希望可以借此文字让读者，特别是年轻人，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了解当年苏、浙、皖新四军的艰苦斗争。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前夕——1937年3月1日，杭州《东南日报》和吴兴县《湖州日报》，同一天在社会新闻版刊登一则引人注目的新闻，标题是：“郎玉麟监守自盗疑案省高等法院终审宣告无罪”。就在这天下午两点多钟，湖州轮船码头上人流涌动，聚集着众多的欢迎人群，大多是来自西乡、东乡的蚕桑合作社、蚕桑指导站，还有众多的乡村教师和学生，人人都在向靠岸的小轮船仰望，鞭炮噼里啪啦响起来了，眼看码头甲板上走来一对青年男女，男的穿一身中山装，女的身材苗条。男的是吴兴蚕桑合作联社带头人、吴兴潘店模范小学校长郎玉麟，女的是他的妻子小学教师陈文霞。郎玉麟27岁年纪，小个子，文绉绉的，满面笑容，不时向欢迎者挥手致意，与前面的人一一握手，周围掌声一片。郎玉麟平日为人谦和，乐于助人，各方面人际关系都不错。今天他清清白白归来，人们对他的口碑就更好了。有几位地方头面人物把郎玉麟夫妇接到一个安静处所，安排晚上宴会为他压惊，留他在湖州城里宿一宵，明天再送他坐航班回西乡潘店家。而郎玉麟自己心里却很惭愧，悔恨自己怎么会糊涂到那种地步，俗话“羊肉没吃到，惹得一身膻”，使自己翻了一个大筋斗，太愚蠢了!
　　郎玉麟这个人和他的这番官司是怎么一回事呢?郎玉麟家有7个兄弟。父亲手里有20多亩田，旧时算得上是富农之家，但兄弟分家后就成为自耕农了。郎玉麟排行老六，七兄弟中数他最聪明，高小毕业时得到老师赏识，老师敦促他父亲让儿子继续升学，他果然顺利考上了著名乡村教育家陶行知创立的南京晓庄师范，三年考试成绩均为第一名，按规定留母校任教一年后提升为母校农村部主任。郎玉麟心怀故乡，21岁时将农村部从外地搬到吴兴潘店，由此这个晓庄师范的农村部成为一所省办的重点小学，经费也由省里拨款，省里要求把潘店模范小学办成湖属6个县的辅导中心。此前郎玉麟已读到陶行知先生在《申报》副刊上连载的《古庙敲钟录》，故事讲一个小学教师怎样利用学校来改造农村改造社会，跟他在师范学校时认知的“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的陶行知新教育思想是一致的，这更坚定了他的信仰。从1931年开始，他办的学校从儿童教育到成人教育，逐步发展为农村互助。
　　吴兴农村主要副业是蚕桑，过去的蚕种都是当地的土种，产量、质量都不高。郎玉麟欲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找到县里的蚕桑指导所，请蚕桑技术人员下乡，将养蚕技术与成人教育结合起来，推广改良蚕种，用新法养蚕。过去只有春蚕、夏蚕，不养秋蚕，其实秋天的桑叶最好。通过宣传推广，农民一年养蚕五六次，其中秋蚕就有二三次。开始时要农民改变养蚕习惯不容易，每张蚕种1元钱，郎玉麟向县里借500元买500张改良蚕种，农民怕养不好不愿买，郎玉麟决定把蚕种送到养蚕户手里，对他们说养好了给钱，养不好不收钱，同时在蚕桑指导所支持下，派技术员到养改良蚕种的农户家，帮助他们搞好蚕具消毒，又帮助他们办幼蚕共育，用这种方法，各户试养获得成功，蚕茧质量好，价格提升，农户得到实惠。经过宣传指导，农民养秋蚕后收入成倍增加，群众高兴了，养蚕新法得到全面推广。第二年成立蚕桑合作社，第三年潘店村周围蚕桑合作社发展到40多个，又组成了蚕桑合作联社，郎玉麟既是模范中心小学校长，又被推选为蚕桑联社的负责人。那时农村的高利贷很厉害，所谓“借五还六”，就是青黄不接时借5元，几个月或半年后就要还6元；有一种叫“青稻债”，稻子收割前挨饿者借债，借了一担要还一担五或两担，这个剥削是很厉害的。郎玉麟为了减轻贫苦农民所受的剥削，找到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农贷部，认识了农贷部主任严敬恒。严敬恒也是农村出身，对郎玉麟的工作能力很欣赏，潘店搞蚕桑合作社、办粮食储押仓库、发放低息贷款都是靠他的鼎力支持。当时银行办理贷款要有保人，这个保人难找，湖州中学校长周翔表示愿意担保，但当时有规定公职人员不能做担保人，后来通过一位亲戚总算找到一个店主出面，担保问题才算解决。
　　郎玉麟根据晓庄师范农村部的办学要求，办儿童教育的同时，大办成人教育，大办蚕桑合作社，得到吴兴县长陈公侠的支持和帮助。这位县长很注重乡村教育，在省教育厅视察官员前对郎玉麟的成绩和工作能力大加赞赏，郎玉麟因此得到省教育厅的嘉奖，潘店模范中心小学得到一笔奖金，随后又增设戚家村、塘口村两个分部。1936年暑假，省教育厅举办全省暑假小学教师集训班，邀请郎玉麟去讲“农村学校兼办社会教育”这么一个专题。那时浙江11个学府，杭、嘉、湖下3府，温、台、宁、绍、金、衢、严、处上8府，每个学府都开办暑假训练班，请郎玉麟到每个学府讲4小时课，还发给他讲课费。这时的郎玉麟既是农村部主任、校长，又是蚕桑合作联社社长、小学教师联谊会会长，变成一个社会红人了。
　　自从20岁兄弟分家，他就没有什么家庭负担。每月工资30元，后增加到50元，一个月的伙食费包月只要五六元。24岁结婚，妻子陈文霞是个25岁的小学教师，育有一个孩子，家庭开支绰绰有余。
　　俗语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信或不信，悉听尊便。不幸的是，这句俗谚在郎玉麟身上得到了应验。
　　事出有因。在事业顺利发展的情况下，郎玉麟意气风发，摊子越铺越大，经济管理上也失去控制，到1936年夏秋间，他发现自己陷入一个极其窘迫的境地!怎么回事?他办了40多个蚕桑合作社，又组织了联合社，造了四五十间合作烘茧房，蚕种推广10万张，粮食储押贷款有七八万，结果是他手上掌管的财政收支失去控制，初步核算，亏损达8000多元之巨。亏损原因不是合作联社经营本身，而是没有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收支管理混乱。什么理事、监事、会计都有名无实。此时，郎玉麟事业顺利，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重名轻财，不计利害，认为只要不图私利，各部门几乎有求必应，因此办公费用大量超支，有的甚至有借无还，图章放在社长办公室不锁的抽屉里，哪个部门要钱就随意盖章。发现账面负债后，开始是拆东墙补西缺，还可以勉强度过，到最后这个债务集中到农民的蚕种预订金上。什么叫蚕种预订金?就是农民向合作社预付蚕种费八成，蚕种到时发给农民再收二成，合作联社必须用现金去县里买改良蚕种，但是一旦出现亏空就拿不出买蚕种的现金，无法向县里蚕种场买到蚕种，就无法向农民交代。在这种情况下，郎玉麟急得昏了头，竟然想出了一个“绝法”：他想合作联社向保险公司买了财产保险，可以谎报土匪抢劫，谎称多少多少现金放在家里被抢走，让保险公司赔偿。最终，他用的是“掩耳盗铃”法：声称一个夜里，土匪破窗而人，室内的现金8000余元全部被抢走，他持枪追出去向土匪射击，土匪还击，他的肩部中弹受伤，土匪逃走了!报案后，县警察局侦缉队开始侦查，从他肩上的伤口看出破绽：伤口是近距离射击造成的。侦察员同他对质，肯定是他本人自己开的枪。这个结论，使郎玉麟不但骗不到保险公司的赔偿，反而被警察局侦辑队判定为“监守自盗”，因为他平日廉洁奉公，为人正派，从来没有嫖赌吃喝之事，蚕桑合作联社聘请律师为他辩护，派几位理监事代表到法庭证明合作联社亏损是经营管理不善的结果，郎玉麟绝对没有中饱私囊，要求否定对他“监守自盗”的指控，他是无罪的。与此同时，40多个蚕桑合作社负责人共同筹款，填补了亏损的8000多元蚕农预付款。省高等法院根据调查结果，终于认定郎玉麟制造土匪抢劫案是一时糊涂，否定对他“监守自盗”的指控，法庭上正式宣告郎玉麟无罪。
　　遗憾的是，在四个月的候审期间，原来的“乡村教育派”吴兴县县长陈公侠已经调离，时任领导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县教育局已宣布解除郎玉麟的潘店模范中心小学校长职务。这样，当他回到潘店村家中，一个名噪一时的陶行知先生“活教育”思想的践行者，已经变成一个乡村失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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