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
及至今日，“蔡元培”这三个字在更多时候徒具符号的意义，虽然声名赫赫，却几乎成为旧诗篇中的一声绝响。在今人的墨端，他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大家一样，成了脸谱式的人物。
北大哲学系教授韩水法在《世上已无蔡元培》中感叹：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来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
越是熟悉的，就好像越是陌生。当我渐渐走进蔡先生的世界，我想到，每当我们了解一个影响时代的人物，必须放在大时代格局下，才能穿越时代的隔阂，体知其人的所思所行。乃至于反过来借由其人其事，体知时代的变迁，这才更有意义。
二
已故的校长蔡元培先生，生活在一个大动荡、大变乱时代的中国。这个时期，王朝倾覆、外强入侵、武人争伐、人民盲乱。
无数豪杰往往埋没在蝇营狗苟的俗世当中，但在那样一个变乱的时代，依然英雄辈出、俊杰四起。
蔡先生应该惋惜，没有看到民族的最后胜利，蔡先生同样应该庆幸，他生在那样一个可以慷慨洒血、书写理想的时代。
从中国的历史上看，每逢政治纷乱、国势起转、社会不安的历史大转折时期，反而都是思潮喷发、文化激荡、学术活跃的时期，例如春秋战国、两晋南北朝，以及就近的清末民初时期。影响中国人文化基因的思想，几乎都是在这些时期形成的。
原因在于，这个时候政治舞台上各种力量的分庭抗衡，此消彼长，来自上层建筑对于意识形态的干涉力量最小，从而给思想的活跃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使每一种思想都有发声的机会。
另一方面，社会的动荡，使人们要找一个出路：济世救民者，要找到思想的力量；命运起伏者，要找一个精神的归宿，他们都呼唤新思维的出场。旧的秩序被历史的车轮碾碎，新的秩序尚未形成，时世徘徊在治、乱之间，需要在新的时势中重新在精神上定位自己中找到自己的荣耀，维系文化的认同，萌发民族的新生。这些都呼唤着思想火花的碰撞以至于燎原。
这是人生无常的时代，命运的跌宕也往往促使人们对生命进行更为深层的反思；这是物质匮乏的时代，古风犹存，物质和资本还没有占据人们的心灵世界，人们很趋向于精神方面的高层次解脱。
但是，新思想的形成，若无深厚的历史思想文化积淀，必流于肤浅。清末民初之所以在中国的思想界能群星璀璨，是因为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绝非无源之水。
三
记得离我的家乡陕西周至县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横渠镇，及至长大才知道这里是赫赫有名的儒学大师——关学创始人张载（1020—1077）的家乡，后人号之“张横渠”。
张载在他的故里写下了有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成了每一代有抱负的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这种理想融入了他们精气神魂之中。
小时候，我记得我父亲有一句糙话：“圣贤就不会胡说！”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横眉竖目，一脸凛然。
想必蔡先生成长的那个时代，圣贤不仅不会胡说，圣贤的语录，要仰视，要“知行合一”，不惜生命去践行，要用一生的人格去背书。那一种情怀是今天的年轻人所难以领略的。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老一辈家长经常问小朋友的话是：“在学校里听先生的话了没有？”那个时候，在学校被老师体罚也是经常的事，但从学生到家长几乎从不记仇，反认为天经地义。在乡间，粗质无文的农民如果笑骂起顽劣淘气的小朋友，那就是“真个是不懂王化”！而乡间骂别人最重的话，例如，“羞先人”，再骂重一点，就说某人“丧德”。骂人也骂得很有文化。
想必蔡先生更是生活在那样一个顺习圣人教化为荣、重德守节为尊的环境中。
想必是中国传统文化耳濡目染地熏陶，在蔡先生如白纸一般的青少年时代涂写了最初的基调，为他后日的济世情怀打下了最好的底色，以翰林荣宠之身干起了革命党，以革命元老之身办起了教育。如果不是将传统文化的格局真正融入了灵魂和血脉之中，蔡先生是不可能拥有那样一种人格、成就他那样一生的事业的。
四
人所熟知的是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却往往忽略了作为革命家、政治家的蔡元培。
蔡元培是国民党的“四大元老”之一。他青年时期在科考中荣登翰林，却在体制内的万般荣宠中干起了反体制的革命事业，发起成立著名的革命组织光复会并任会长，又被孙中山任命为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是国民党的革命元勋。他和各地反清义士互结声气、秘造炸弹、图谋造反，以文士之身操起武士之业。
民国成立后，他以隆重的政治声望和资历，斡旋在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之间。眼见国民党走向专权，遂日渐保持了“超然”的姿态，专注到中国的教育事业，这成了中国教育的一大幸事。
可贵的是，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先生并不仅仅是致力于建校授业，作为一个具有深厚学养的学者，他更专注于现代教育思想的变革、新型教育制度的确立。
蔡元培先生说，“只要培养一大批学者，国家就有希望”。蔡先生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爱国者，其欲救民族于危急存亡之际，而并不是一个躲在书斋里做学问谋求“天人合一”的冥想家，这奠定了他一生的基调，他所做的事业都离不“救亡图存”这个主题。当然，这是那一个时代精英知识分子阶层所共有的志趣。
他的精神，与儒者“修齐治平、经世致用”的抱负是分不开的，但他绝非腐儒，而以清王朝的翰林之身造反，以食禄之身、文士之躯，热忱地投身于推翻庸腐清朝政权的暴力革命。
他不要当学问家，而要培养学问家。“为天地立心”他是顾不上了，“为生民立命”对他来说显得更为迫切。他要教育救国，教化和唤醒人民，他要维护那些“为天地立心”的人。在他的羽翼下，活跃着冯友兰、鲁迅、刘师培、王国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钱玄同、辜鸿铭、黄侃、陈汉章、马叙伦、梁漱溟、李四光、马寅初……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功利和浮躁，他很注重人文学科，而不像那些主张实业救国的人一样，专事理工。他很重视思想界的动态，要为民族的存续寻找精神上的支撑点，这种深远的目光是世所稀有的。
他并不一味崇尚民主、科学救国，他更关注人内在的终极精神，这在那个救亡图存的大文化格局中又是十分难得的。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