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顺章，又名顾凤鸣，化名黎明、张华、化广奇。1904年生于原江苏省宝山县顾村乡白杨村一个农民家庭，其具体出生月日不详。其后妻张永琴上世纪90年代初接受采访称是其生年月为1906年腊月30日（1907年2月12日），与传统或权威书籍记载不符。⑴
宝山县建县于清雍正二年（1724年）。建县前，境域在唐宋时属昆山县，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起属嘉定县。清雍正二年自嘉定县析出东境建为新县，与老县嘉定同城而治。沿用明永乐十年（1412年）为导航而修筑于浦东高桥海滨的一座土山“宝山”之名，定县名为宝山。
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宝山县境域曾发生变动，但截至1988年撤县改区，顾顺章的家乡宝山县顾村乡白杨村一直辖属于宝山县。
宝山县虽属上海近畿，但主要还是以农立县，直至1980年，该县总人口34.1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有28.28万人。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在上海设立租界，西方资本主义在上海开埠，设厂经商，使上海逐步扩大繁荣。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冲击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主义自然经济，促使中国农业经济解体，许多农民纷纷破产，上海近畿首当其中。顾顺章幼小失父，母亲目不识丁，纯为家庭妇女，家庭贫穷潦倒，经济无依无靠，只好像其他上海郊区的农民一样，在十多岁时就流落到上海滩来谋生，混饭过日子。
上海滩是个弱食强吞的社会码头，是达官贵人、黑社会集团的天下。谁有钱，谁的势力大，谁的拳头大，谁就是理由，谁就有话语权，谁就说了算。
顾顺章流落到上海街头，无依无靠，经常要受到小瘪三和流氓的欺负。受够了这些苦头和耻辱，使他产生了一个自卫求生的想法：要拜师练习武术。顾顺章很聪明灵巧，也很刻苦耐劳。师父一点拨教授，他很快就掌握了基本要领，在勤学苦练中领会，加上被流氓殴打时被迫还击的实践锻炼，其武功长进得非常快。出身于社会最底层常受人欺侮的经历和向师父学武时耳濡目染除暴安良扶弱抑强的教训使他爱打抱不平。有时在马路街坊遇到强横的欺侮弱小的，他就路见不平一声吼，冲上去与强横的对打，为此常与人打架。他被别人打伤，从不叫痛苦。帮助了弱者也不留姓留名，接受感谢。而且，他经常是要把被救者已落实到安全的环境才离开，消失于现场。
顾顺章在小时候常年流落于街头，对在街头打拳使棒、演杂技耍把戏、卖膏药很好奇，常常为观看这些江湖中人的活动而留连忘返。他对耍把戏特别喜爱，情有独钟，投入观看，虚心请教，回去后反复模仿练习和潜心研究，居然练就了一手耍魔术的好手艺。
当时的上海滩，行帮遍地皆是，特别是工厂、码头和街头井市等地方比比皆是。帮中有股有派，靠近闻名上海滩十六铺的小东门、南码头一带的流氓就有三十六股。在上海滩混饭谋生，若不加入帮派就会成为孤家寡人，就会失去保护依靠，就会吃亏受欺压，灵活的顾顺章进城混了一段时间就深深懂得这个中三味，他很快随波逐流地加入了青帮。
帮会组织是中国社会的特有现象，产生于明末清初，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有别于血缘家族组织和工商业行会组织的第三社会组织。它是流氓、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沙船水手、苦力的秘密结社。就时间先后而言，洪门是最早出现的帮会，以后依次为哥老会（又名“汉流”、“袍哥”）、清（青）帮、礼门、白门等，其中尤以洪门与清帮成员最多，影响最广，习惯上被合称为青红帮。
帮会有班辈。若为清门字派，分为24个班辈，在十九世纪末20世纪前期，上海青帮辈份大体在“大”、“通”、“悟”辈之间。顾顺章为何种辈份，历史没有留下具体的说明。但他与顾行轩关系密切，为铁哥们，顾行轩为“通”字辈，以此类推，顾顺章大概也为“通”字辈。这个辈份在上海滩较高，黄金荣、张啸林、杨虎、季云卿等当年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帮会中人均与顾顺章同辈。
帮会不仅为违法冒险的经济赢利活动所需要，也可以为政治派别所利用。它的阶级属性是流氓无产者，毛泽东于1926年3月所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指出：“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顾顺章喜欢打抱不平，有时为了维护他这群“拜堂”兄弟哥们的工友的权益，敢于出头露面与资方评理争斗，得到工人们的信赖和拥护，在工人中产生一定的威信和影响，这一切引起了深入基层领导工人运动的向警予、李立三等中共职工运动领导人的注意。通过正面的谈话接触和侧面的观察和深入了解，向警予、李立三等认为，像顾顺章这样出身工人阶级，有正义感，在劳资斗争中工作积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人又聪明伶俐，若加以教育培养，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1924年9月，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厂由于在上海盲目发展，以及经营管理不善，导致盈利下降。前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职工会会长，时任公司工务稽查长邝公耀和副工务长李援策动厂方取消工人病假期间发给工资的规定，又制定苛待工人的管理案例30余项。这一系列新规定及管理条例一出台，该公司工人群情激愤，纷纷罢工示威，要求厂方收回以上陋规，改善工人工作和生活待遇。
在这次罢工中，顾顺章深入工人中去发动、组织和领导罢工。他代表工人到百老汇路的公司总部，要求公司总经理简玉阶（其哥简照南已于1923年病逝）接见，倾听工人们的要求和呼声。简玉阶置若罔闻，不予理睬，甚至下令手下保镖随从用武力驱赶上访工人代表。顾顺章手无寸铁又寡不敌众，遭到了资方的毒打。资方还贼喊捉贼，向公共租界巡捕房报警。巡捕房马上出警赶来，如狼似虎，不分青红皂白把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顾顺章及有关工人代表抓走，关进了巡捕房。
顾顺章及有关工人代表被抓进巡捕房后，中共上海地区委非常重视顾顺章及工人代表的营救工作。特别是顾顺章负有重伤，若不及时营救出狱，势必危及生命。中共立即通过社会关系向租界巡捕房疏通释放顾顺章等人。好在这时的顾顺章等人还没有中共的党派背景，当年的上海滩因资方告状被抓的“闹事工人”或其他人士若通过社会关系花钱大都能被释放。巡捕房也是“吃了原告又吃被告”，谁给了钱多就为谁办事。收了钱后，巡捕房很快就把顾顺章等人释放出来。
顾顺章伤得不轻，中共组织把他送进医院治疗。经过一番精心治疗，身经多次摔打跌爬的顾顺章身体日见好转，不久就痊愈出院了。之后，顾顺章向向警予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
顾顺章选择了中共还是有经过一番对比和思考的。
顾顺章不由对活跃在上海的两个“革命政党”进行比较。他认为：国民党的言行是“两张皮”，说一套做一套。而中共则是言行一致，是全心全意为穷苦工人大众谋利益的。因此，他把思想感情的天秤倾斜到中共一方，决定加入中共组织。
到了顾顺章要求入党的时侯，中共组织内部对这个问题是有经过一番慎重讨论的。当时中共内部对“拿摩温”（工头）是有看法的。他们有的认为“拿摩温”，是“工人贵族”，是资方的“御用工具”，拿资方的“高薪”，替资方做事说话，是站在普通工人群众的对立面。顾顺章作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制烟厂的工头，当然被定格在这种看法上。但向警予、李立三等认为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要具体分析顾顺章这种“工头”。顾顺章虽为“工头”，但任职不久，他还是站在广大工友立场上说话，肯帮工友做事，打抱不平的。在向资方斗争中，他勇敢积极，拒绝资方的收买和不畏惧资方的威胁。向、李的意见终于说服了其他党员。
鉴于顾顺章一段时间来特别是在这次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罢工的表现和他入党的要求，经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研究，决定吸纳他为中共党员。其入党介绍人为向警予、李立三。
1924年秋，顾顺章在上海浦东南洋烟草公司制烟厂一间工人宿舍里，面向钉挂在墙上一面点缀着斧头和镰刀的鲜红色的中共党旗，他带着一副虔诚而严肃的脸色，举起紧握着拳头的右手，跟随领誓人向警予的引读声，庄严宣誓：“严守党的秘密，服从党的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从此，顾顺章成为中共一名党员。他是中共上海南洋烟草支部向警予、李立三（化名李成）、唐景星、陈倩如等八名党员之一。时年，顾顺章2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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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评论
★顾顺章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研究、记述他的人生经历，对于研究中共党史，探寻党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很有意义。但由于顾顺章活动的年代距今较远，加上顾顺章本人活动机密性很强，故关于他的史料极少也极难查找。此前国内外都没有一本关于顾顺章的传记问世，甚至连较多记述顾顺章经历的文章也没有。本书则在倾力发掘大量几近湮没的史料，并借鉴海内外知情人回忆及研究者成果基础上，完整记述了顾顺章从出生到被国民党处死近四十年的全部人生经历，并结合对顾顺章一生的记述，廓清了中共党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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