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模式与理论范式》：
1.3.1 毛泽东、周恩来与陈云的宏观调控思想
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与灵魂人物，在长期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目的是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沿着共产主义的方向逐步前进。这些特点体现在毛泽东的大量经济著作中，如《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关于土地改革和财经工作》《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论十大关系》《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关于农业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等。在他的报告、讲话和一些批示中也有很多关于经济方面的论述和指示，如农业的“八字宪法”和“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搞“四个现代化”等。
1912-1927年，毛泽东关于经济问题的思想和观点标志着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开端，其内容涉及治学、妇女解放、劳工、农民、军阀统治、国家建设、各阶级政治态度等问题，具有时代性和探索性等特点；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形成于延安时期，其实践成果表现为农村根据地的自给性经济体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毛泽东经济思想又得到进一步发展。总结毛泽东经济思想中的宏观调控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思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已有的经验，提出了我国自己的建设路线。其中，毛泽东提出了国民经济的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思想，这是毛泽东的宏观调控思想的具体体现，反映了中国的客观经济规律。①“二五”计划期间，毛泽东鉴于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反思性地研读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官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做了许多重要的谈话和批注，反映了他对计划经济的矛盾而复杂的看法。
虽然毛泽东在原则上不反对计划，但是他对计划的看法与苏联正统理论大相径庭。毛泽东赞同斯大林对客观经济法则和主观计划的区分，但是计划的主观性也使他找到了怀疑计划的理论依据，尤其当这些计划是由专家技术管理阶层制订出来的时候。他认为《教科书》“根本否认突击、赶任务，讲得太绝对了。预定进程表不一定完全反映实际，一切都机械地按照预定进度表执行，就会妨碍生产。”毛泽东承认计划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问题在于能否掌握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掌握到什么程度；在于是否善于利用这个规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程度”这个概念导致了他对计划的唯一性和权威性的怀疑：“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合乎规律”的前提是排除人的主观愿望和意志，这是计划原则非人性的一面。毛泽东对此也持怀疑态度：“我们的政治挂帅，就是为了提高居民的觉悟程度。我们的大跃进，就是实现这种计划或那种计划的尝试。”思想觉悟这一不确定因素的引入使计划不仅要反映客观规律，还要“依据工人阶级的意志创造出来”。④在他看来，苏联的计划经济和中国的“一五”计划都没有估计到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
对计划的怀疑还表现在毛泽东对经济平衡的看法上。他认为“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这里的“利用不平衡”似乎费解，因为计划的本质就是平衡或实现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要求。“利用不平衡”只能合理地解释为利用群众运动造成的不平衡来加速发展。因此，“平衡”和“不平衡”不过是“计划”和“群众运动”这对范畴的另一种表达。从平衡或计划相对论出发，毛泽东认为“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教科书不讲这个观点。”又说：“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⑥还说：“计划是意识形态。”“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落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这样，计划的预期性被打了折扣。从不平衡绝对论出发，毛泽东对“一五”计划做过这样的评论：“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的工业，1957年以前没有进行什么新的建设，整整耽误了7年时间。1958年以后，才开始在这些省份进行大的建设，两年中得到很快的发展。”他不同意斯大林关于苏联的计划基本上反映了客观法则的判断，认为苏联缺少消费品，农业不足，“没有群众，没有政治”，“是一条腿走路”。这种怀疑乃是对计划本质的怀疑，他说：“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⑩在他看来，群众运动不应成为执行计划的工具，相反，计划应为群众运动服务，成为动员群众的工具。群众运动可以突破计划约束，“打破常规”，实现超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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