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北国：追寻红二十四军》：
关于在高桂滋部发动兵变的情况，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共山西省委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绝对算得上“系统工程”。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南昌领导了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8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汉口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通过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论断。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在湖南成功领导了秋收起义，并随后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工农革命武装根据地。
其后，中国共产党又先后在河北唐山、陕西清涧、安徽阜阳等地组织领导了多次武装暴动。由于种种原因，起义都以失败告终。
1930年4月15日，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的《中央军事工作计划大纲》正式发布，成为全国军事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中央军事工作计划大纲》开宗明义，指出了大纲制定的三大原则。
首先，从国际革命形势来看，帝国主义一致进攻苏联，西方无产阶级与殖民地的劳苦群众革命突飞猛进地开展。从国内革命形势来看，一方面是统治阶级政治经济的总危机加深，军阀混战的扩大，另一方面是工农红军各种革命力量的成熟复兴，尤其是一省或数省的武装革命的胜利，显露了明显的特征，因此党的主要任务加重了准备暴动夺取政权的实际行动意义，特别是加重了军事政治、军事组织、军事技术的意义。
其次，武装暴动的中心领导力量主要依靠广大工人武装，所以准备暴动的军事工作最主要的任务是加紧武装广大工人阶级，首先应从工人纠察队做起，因此动员全党以及红色工农，都应注意进行这一工作，这是目前军事工作最中心的任务，当然这绝不是忽视其他扩大红军、组织地暴、武装农民、组织兵变等中心工作，而是普遍的、平衡的、猛烈的军事工作的需要。
再次，检阅过去一段时期我党在工作中获得的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为以后的军事工作、武装革命奠定了基础。譬如，红军问题虽然已做到超过原有计划，但还是普遍地发生“右倾”危险；工人纠察队除了上海比较有基础外，其他如天津、唐山、武汉、广州、香港等地，尚处在萌芽阶段；组织兵变除了少数胜利（如广西鄂东）外，其余都是自发的成功，还未动员全党以及红色群众都参加这一工作；组织地方暴动，还未获得很好的经验。
根据上述三个原则，中共中央军委制定了《中央军事工作计划大纲》，对红军问题做了精密细致的部署。《中央军事工作计划大纲》指出，红军是工农革命武装，是革命高潮主要动力之一，“它的任务是夺取政权，即是为着目前党的十大纲领而奋斗，目前我们对红军的策略是坚决地进攻，冲破保守观念，纠正”右倾“危险，积极地向中心城市交通区域发展，猛烈地普遍地扩大，加强其政治领导与组织及战斗力量，编制采用定额与新旧武装的合编”。
《中央军事工作计划大纲》明确指出：“特别注意发展北方的红军，现在红军的发展是偏于南中国几省，现在应注意到北方去发展，如顺直、河南、山东、陕西等省发展红军的客观条件，均已成熟，应注意加强主观力量去发展。”
在关注红军问题的同时，“士兵行动”成为我党工作的又一重点。《中央军事工作计划大纲》指出，在军阀混战不断的背景下，随着红军的不断扩大、土地革命的深入、士兵群众的觉悟，工农武装革命的热潮必然会水涨船高，“我们现在对士兵工作亦只有大批地组织兵变与士兵暴动，改造为红军”，并要求大家加紧从各方面推动全国党与团及红色工会、农会、互济会、争自由大同盟等动员群众，对兵运工作，加以极大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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