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 未来科技世界中的新知识分子
今天的讨论要将前面讲的过去几千年的发展，延伸到现在以及未来，让我先借尼尔森（Benjamin Nelson) 的观念做开场白。
尼尔森说，我们目前有六个“革命”正在进行中。第一个是科学技术方面的革命，这当然不用讲，我们都知道近代科技的进展。
第二个是由第一个革命延伸出去的，是空间、时间观念的一个大革命。现在我们衡量事情，往往是以时间来衡量了，例如从这里到那里要经过十二个小时的飞行，或者经过三小时的车程，不再用距离来表示，只是用时间来计算，这个观念上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
第三个革命是理性观念及度量单位的革命。意思是说，由于我们科技方面的改进，我们量度东西常常用纯理性的工具，如函数等，以此来量度事理、衡量观念，而不再用个别的单位。同时，科学的单位，本身是不牵涉国界的，也不牵涉文化意义。
第四个是社会形态的革命，意思是指社会本身的面貌跟过去不同了。所谓社会形态则是指人群对群体的关注，经过人群的接触，大家对群体的了解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以前在一个人群中间不能感觉另一个人群的存在，举个例子讲，我是江苏人，住在江苏无锡，这地区都是江苏无锡人，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与众不同，也不自觉自己有什么不对。如果我迁去别处，感觉即刻不同了。这个时候小群（亦即次群）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而且感觉到他所属的次群与主群之间的差异，或者是本身次群与另一个次群之间的差异。日常生活中的次群，表现为籍贯、方言以及职业群乃至于社会阶级，这些都是过去不太容易察觉的。
紧接着这个大的改变，是意念上的需求。大家都要求在社会上享有同样的地位，在资源分配上享有同样的一份，也要求现在就享有大家所共有的东西，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当然我们了解，这是美国人尼尔森所说的新现象，他自然是以美国社会的女权运动、少数民族运动等问题为基础来立论的。在美国以外的世界，稍微不显著；但是，如果我们细心比较，这些现象并非不存在，只是美国比较显著，但其他地方也一样有此现象。
刚刚提到次群自觉性以及个人的要求，虽然看上去多多少少是意念的结果，可是这些意念实际上也是和第二个革命（空间与时间观念的革命）完全联系在一起的，原因在于与其他人群的接触，由于交通和传播工具的方便，以及一般知识的广泛传播，我们不再觉得群与群之间的隔离。
第六个最要紧的变化是自觉和良心的新肯定。这两个观念结合在一起，在结构上就有了重大的改变。何以会如此呢？基本上它们指的是宗教上的改变，宗教体系中价值的改变。“良心”和“自觉”在英文中是两个个别的名词，在中文则只用“良知”一词即能表示，“良知”包括自觉与责任，也就是自己对责任的了解，对自己的良心和存在都有了解，所以“良知”这个词可以代表英文Conscience及Consciousness 的双层意义。
这六个改变，基本上显示了今天所有主要的宗教体系以及主要的宗教体系所代表的文化，面临着一个很严重的课题。
从尼尔森所说的这六个改变，我个人将之归纳成为两个现象。第一个是一般化与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许多标准与尺度都已成为现今大家所共有的，如科学的本身不牵涉我们个人本身的文化背景和情感好恶。合理化与普遍化结合在一起，这是今天以科学和技术为主导文化的主要特质，而新的科技文化将无法对新的信仰有所助益，并和以往长期存留的许多文化体系发生接触、冲突。过去的文化体系和文化体系之间常有接触，也因接触而常有冲突，然而过去转换的方向与动能都不如这次严重。这次的转变虽然是由以犹太—基督教为主流之西方文明为主所产生的科技革命，可是其影响普及全世界各个文化，动力极强大，涵盖范围极广。历史上文化转变的例子，无论是中国文化接受佛教，或者是近代非基督教的文明在与西方接触的过程中间接受基督教，或者是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其转换过程都不是由一个整套换到另一个整套，而是转换过程中有若干修正，是转换内容而并不转换基本结构。譬如我们的文化传到日本，日本就放弃了其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是相当大的一部分，而接受中国文化。基本上，转换过的文化，以修正的面貌，继续下去。我们假定常态是如此。这种常态不论是佛教、伊斯兰教、儒家修正后的文化，大体是持久的、稳定的，在正常状态下，它应该是连续的。
现在新的科技文明引起了一连串六种变化，等到这六种转变结束之后，一个新的世纪也出现了。新的文化中，“变将是常态，而不变是非常态”。原因是，虽然我们已经舍弃了“一切的改变都是进步”的观念，但是科学本身主要的属性是继续不断地追寻和追求“未知”。人将永远追寻，永远要开拓一个新的境界，要永远扩大和改变其内容。因此新的文明造成的面貌，“变”是不可免的。我们的研究工作，更是追寻变，于是，我们必须严肃地讨论，以变为常态时有没有“稳定性”和“连续性”。上一代的物理学家和下一代的物理学家在方法上和训练上是连续的，可是下一代在解释物理名词和寻找物理现象时可以说和上一代完全不一样。这些变化会不会造成缺乏稳定和持续的难题呢？
从负面上看，历史上的几个大文化体系假如不是完全被取代了，也至少都面临严重的问题。因为过去每一个文化，它的根源所在都是在文化初现时，“突破”阶段所缔造的。那时提出了一些根本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在该文化的后期发展中，始终是该文化的基础，犹如几何学的“公理”一般。这些公理，例如神本身的存在，以及天道本身的不变性，今天科学文化都面临着一个不能证实的困境，而科学的属性是需要被验证的，不管它是用实验或论证。用科学可证验的属性来核对过去几个大文明的根本性质的时候，这些根本性质都有过不了关的困难。
历史上几个大文明体系的主要贡献是在人文方面，在确定社会秩序与行为规范方面。它们本身动摇的时候，新的科技文明以什么代替它们，以什么来重建？这是我们目前严峻的工作。从正面来看，科技文明也可取消一些负面的负担，例如人群与人群之间的界限，如国家，如种族。原因是什么呢？第一，科学本身的诸种属性中包括了普及性。第二，科学的属性中包括了合理的需求。从这两种属性，我们可消除人为界限所产生的偏见。假如我们由这两种属性的发展，应当也可以发展出另外一个系列的人文与社会的价值，做人们行为的规范，维持社会的秩序，但是否能够完全做到，则端赖我们以“自觉”和“良心”加以推演。这是我们必须着手进行的工作。
新文化体系，还应当从旧文化的体系中选撷。虽然这几个文化体系都是从“神”或者“道”的基本假定中抽演，但抽演的过程终究是功能性的： 为了要社会的安宁，抽演出一些价值，一方面为了个人与个人之间求共存，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每个人个别的资源及潜能。所以这些大文化虽然给个人一些活动上的规范，但同时仍给予个人发挥的余地。大家常听到这样的比喻： 三个刺猬靠得太近就扎了，太远则太冷，所以不远不近刚好。所有的文化体系规范和社会个人行为的范围，都是力求在宽与紧之间寻求平衡。
过去社会规范是实际的需求，由实际的需求，才有规范，而又以天道、人道及神的意旨作为诠释。假如我们从新的科技文明的角度上看，从新的公理（普遍化、合理化）我们同样可以进行功能性的抽演，由功能界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到我们找到新的界定与规划之后，以我个人初步的思考，目前仍存在的文化体系与新文化体系基本上是可以融合的，尚不致有很严重的冲突。换言之，这个转变过程完成时旧文化并不必完全垮台，只要重新适应，我们同样可以将新的文明接续过去的文化。
从这一角度来说，新的文明并不是如何的与过去断裂。不过我们要了解，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在新的文明基础上，与旧日文化的转接。然而，为什么非要从旧的转接而不从新的上面来延伸呢？这是习惯问题。至少像我们年过半百的人，我还有一套习惯、想法不大能够随便乱扔，一扔的话，我就恐慌，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这里提到转接，一方面是从旧的转接不是全不可能，另一方面在精神方面也是承新启后，不致有文明断裂的“遗忘症”。
我们上述的六个革命，的确会导致破灭与崩解，崩解之中却有新的突破种子的存在，应用这些新的种子造成新的突破，将是我们此后两三代的任务。我觉得此次突破将不会像过去维持八百年那么长的时代，大概数十年内即可完成新的文化突破。今天世界上生存的人，包括我和大家，都必须全力地挑起这个担子。
第二个问题要讨论新的知识分子。过去的几个大文明的知识分子，在最早阶段基本上有三种形态，一种是祭师型，一种是官员型，一种是律师、医生型。我所谓的律师、医生型，指的是知识是有价的商品，他们以出售知识来维持生活及社会地位。每一个古代传统文明，在这三种形态下，都有偏轻偏重的地方，在西欧偏重于知识可以出售的形态，中国偏重于官员型，印度则偏重于祭师型。等到新的科技文明出现后，知识分子会是这三种形态的哪一种呢？那当然比较接近的是第三种律师、医生型这种类型，但也并不完全一样。而且知识的服务及知识的价值，都未能直接地交付给一般大众。这一群知识分子，虽然都以知识出售作为主要性格，但其资源的来路及去路，则是制度性的组织。知识成为一种相当庞大的力量，为人间创造了不少新的资源。因此这些在科技的前线上继续不断做推进工作的新知识分子，也扮演了类似官员型与祭师型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其知识为大众工作。于是，将来新类型的知识分子是过去三种类型的合并，具有以前三种类型共同的弱点——非依赖于团体或组织不可。在西欧15 至16 世纪以迄现在，知识分子基本上相当的独立；在过去，中国士大夫假如不做官的话也相当的独立。将来的新知识分子却未必有独立的地位，因为将来的新知识分子要依靠一些相当昂贵的设备，依靠一个庞大的团队合作，他们不能离群独居。至于像旧式的知识分子，如犹太先知、印度高僧或中国高士般的自由，更属不可能。这两种性格，一个是对群体本身的附属性，第二是被雇用与被豢养的特性，加在一起，使新知识分子很可能完全失去了他应该有的独立性，也很可能使每一个人都变得没有自觉，欠缺良知。由于分工现象的继续加深，群体里面的分化，使每一个人的转换职业都极为困难，每个人都被束缚在他的工作岗位上或职务上终老其生。这些都使得新知识分子失去了在社会上为先锋队的特性。
一个文化的突破，要靠知识分子。一个文化之给予新定义，也是依仗知识分子。假如在新的科技文明里缺少一群有独立地位的人去寻找新的意义，则突破终难出现。以往在商周时代，有一群祭师型的知识分子在改朝换代之际失业了。在两河流域有一群知识分子在政权易手时离开庙堂，这些人遂得从事新的思考。山穷水尽，柳暗花明，他们居然在困境中打出了新的出路，并开拓了新的文化。在目前科学发展的过程中间，似乎没有一群游离的知识分子。我们难以想象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能摆脱职业的牵绊，离开实验室，离开同僚，而同时还能做思考的工作。我个人认为，必须由知识分子在心智上自求解放，以其良知良能为文明的突破而努力。
在座大多数是将来的科学家，我诚恳地希望刚刚说过的这些话，在各位心里能留下一点小小的种子，不要丢开你的良知良能! 要在你的专业之外，自觉到你是新的信仰之祭师，是新的王国的官员，你们要做的工作不仅是解放自己，也须由自我释放而帮助别人开拓自由的心智。
新的专业跟过去不一样，要靠自动自发地寻觅，方能发现其意义。过去的专业都有保守的特性。知识分子的工作是保存或传授已有的知识。祭师们尤其最显著地具有保守性格。而在新的专业中，因为变是常态，所以知识分子应当具有新的性格，那就是永远准备自我批判、自我修正。但是应该由谁来做保存的传授工作呢？每一代在传授的过程中，都是传授精神、传授方法，而不是传授知识，使得下一代根据同样的方法做新的方法、新的发现，以拓展其知识领域，但不是保守知识本身。根据传递的精神，保持其良知良能，使得他们能做新文明的继承者。在这种形态之下，我们也许能看到的世界确实是“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而不是小说上讽刺的新世界，是真的新世界。在这美丽新世界中，我想国界、文明的界限都会消失，宗教之间的界限也当消失。事实上，今天大家都已在寻找人类共有的心态，这种准备工作在今天就应该开始，而到了那个时候，因愚昧而起的冲突会减到最低度，因贫乏而产生的困扰也会减到最低度。我们基本上是在另一次文化突破的边缘上。历史上第一次突破是在公元前1000 年到公元前800 年左右，也就是孔子、耶稣那个时候。现在第二次突破必须有所准备，有决心将未来由自己掌握。我屡次说，你不做决定本身就是一个决定。假如我们不做决定，我们将会看到什么呢？看到的是冷酷、没有良知的国家机器，以及机械化的社会。在这里面活人会沦亡，因为活人已不会思考了。我们能赢或输，还是靠我们自己的决定。今天我谈的不是过去的知识，而是我自己的一些感受，是由过去的历史经验延伸出来，而产生的对新时代的展望。这应该是大家都关怀的事情，而不只是我一个人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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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报》
许先生的影响不在于上古史，而在于所引入的那种关注社会经济领域的研究视角。
——杜正胜（台湾“中央研究院”）
许先生的历史著作视野宏阔、表达风格雅俗共赏，更重要的是字里行间弥漫的家国之思，引起很多读者共鸣，形成了一种“大众史学”。他的著作成了企业、高校讲座的课件，受到白领、商人、学生等阶层的喜爱。
——《北京青年报》
许倬云是一个不容易被框住的人，他反对科系之间的僵硬界限，也不同于专注书案的学者。他亲身参与了台湾文化运动的进程，1990年之后，许倬云常常来到中国大陆，以历史学的知识关注社会现实。
——《东方历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