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社会经济史译丛》：
另一项根本区别是伊斯兰法律一直依赖于记忆和人证（personaltestimony），而并没有转变为书面记录的形式，后者是形成于拉丁西部的新型法律传统的特征。在伊斯兰的法庭中，书面文件的可靠性必须由证人加以证实，这与西欧的情况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在西欧，书面文件被越来越多地认为比记忆更加可靠（Lydon，2007）。我们已经看到，开始于8—9世纪时的修道院对特许状的颁布并受之约束（作为诉求某种权利的证据）的这场运动开始向其他地区传播，并构成了发生于1050—1300年间的“沉默的革命”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因素：由皇帝和国王颁布的书面特许状构成了城市宪法（constitutions of cities），由市政府颁布的法令明确规定了行会和社团的权利与义务，就像《大宪章》（Magna Charta）是君主和贵族之间的协定一样。这种书面文字运用的日益增长——它在一定程度上被同时期书籍产量的大幅增长所证明——正是欧洲所独有的现象。作为这些过程的结果，对读写能力和法律技能的需求增加了，这是大学得以兴起的一项决定性因素。在Huff对近代科学在西欧的兴起的解释中，大学的兴起具有根本的重要性（Huff，1993）。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学是12世纪法律革命的一项副产品：正是对法律意见以及对学者、律师、牧师和神职人员的需求促进了大学（universitas）的发展，并且也几乎完全意外地创造了使科学得以繁荣的机构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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