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卡尔多·穆蒂，皇家音乐协会荣誉会员，2000年被授予“高级英帝国勋爵士”头衔。他在艺术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与世界各地的乐团及歌剧院都有合作关系，其中包括斯卡拉歌剧院，他在那儿工作到2005年，2010年他成为芝加哥交响乐团的第十任音乐总监。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非凡的艺术生涯，指挥大师里卡尔多·穆蒂在七十岁到来之际回首自己的人生。穆蒂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音乐。他曾经担任费城管弦乐团的音乐总监，这份工作使他获得了世界声誉，1992年，该乐团授予他“桂冠指挥”的称号。他还是纽约爱乐乐团受欢迎的客座指挥，并且一直是皇家音乐协会、萨尔茨堡音乐节等一流音乐组织或活动的座上宾。
　　里卡尔多·穆蒂以革新闻名，他打破了意大利指挥传统的窠臼，不再像前辈那样总是隐身于昏暗的乐池之中。他更喜欢一种前所未闻的音乐表达方式，这种能让“音乐说话”的方式也成为他饱受赞誉的指挥特色。
　　在《音乐至上：里卡尔多·穆蒂自传》中，穆蒂追溯了自己备受瞩目的事业，道出了不少鲜为人知的轶事，并对音乐进行了探索。可以说，这对我们了解重要的作品及作曲家不无启迪。
　　与此同时，《音乐至上：里卡尔多·穆蒂自传》还将带领我们展开一次激动人心的旅行，探访一所所音乐学院、一座座音乐厅和一家家歌剧院，了解台前幕后的故事。其间，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发生在穆蒂与其他艺术家之间的趣事，这些艺术家包括赫伯特·冯·卡拉扬、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乔治·斯特雷莱等。
　　《音乐至上：里卡尔多·穆蒂自传》妙语连珠，风格鲜明，读来引人入胜，此外，书中还插入了大量作者的“私房照”，它们生动地展现了这位颇受人们爱戴的指挥家的人生经历。指挥是一项以音乐之名而展开的工作，在这本自传里，穆蒂对指挥所应秉持的职业操守进行了深思；同时，他还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表现力丰富的演奏风格，这种风格业已扭转了人们对交响乐和歌剧音乐的认识。

　　《音乐至上：里卡尔多·穆蒂自传》：
　　“来，好戏开始了！”这是托尼奥在《丑角》一开场发出的号令。和别的很多音乐一样，该序幕中这一高深、静谧的声音，在我这一生里，始终伴随着我。
　　那么，就让我们从搞清楚我的出生地开始吧，因为关于这一点总是迷雾重重。有些人说我是普利亚人，还有些人说我是那不勒斯人，但不知怎的，莫尔费塔的市民似乎要为这么个事实生气了——鉴于某些客观原因，我不能不说自己生在那不勒斯。那是1941年的7月28日，正是战火纷飞的年月。我母亲不折不扣就是个那不勒斯人，我父亲则是普利亚人。我虽然出生在那不勒斯，但一落地他们就把我直接抱回了莫尔费塔，因此，对这两个家乡我都怀着深厚的感情：我喜欢说自己是普利亚一坎帕尼亚人。
　　尽管我父亲多梅尼科在普利亚行医，但因为我母亲，吉尔达·佩利一塞利托，深为她的老家感到骄傲，所以，我就被生在了那不勒斯。我们总共兄弟五人，母亲每次临盆前都要坐着火车返回那不勒斯在那里生产，然后，不出几日，再把我们带回莫尔费塔。自打懂事起，我们都觉得这个决定怪得离谱。我们问她，为什么要做这种漫长、艰苦甚至危险的旅行呢？起码生我那回，可是大战的第二年哪！我母亲当时并不知道我们弟兄中至少有一个，一生都要绕着地球跑，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意大利，但她却回答道：“有一天，如果你周游世界，最后——谁晓得呢——保不定在美国落脚，人们问你是哪人啊，你说‘那不勒斯’，他们准会高看你一眼。可如果你讲自己生在莫尔费塔，就少不得费点工夫和人解释这地方在哪儿了。”她在说“高”这个字时，发出了特别强调的音，只有那不勒斯人才这样说话。当时，我们谁也没把她的话放在心上，但现在看来，我不得不佩服她的先见之明。
　　当然，她这么说，并没有丝毫冒犯莫尔费塔人的意思。这个了不起的地方同样孕育了一批杰出的人才：不仅有博学的修道院长维托·福尔纳里，伟大的画家科拉多·贾昆托，更近的还有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他娶了我父亲的一个堂亲，偶尔还会来参加家庭会议）。
　　我十四天大的时候，他们带我去了莫尔费塔，我在那儿一住就是十六年。我的启蒙学校以亚历山德罗·曼佐尼的名字命名，我在那里的最后三年，给我上课的是我的祖父多纳托·穆蒂，他也是该校的校长。祖父以严治校，这股严厉之风从我儿时起一直贯穿于我的整个成长期，直至长大成人。可以说，它对我的影响格外巨大。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我读的是同一所中学，萨尔韦米尼也曾就读于此），老师都一样严厉。就算是对初中生，他们也用敬语“您”来称呼。所以，直到今天，我在称呼别人“你”时还会觉得别扭；这是一个关乎教养和礼仪的问题。在我年少时，“您”这种敬语频频出现，它着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例如：课堂上的训话。在这种时候，师生成了对立的双方，你怎么也搞不清他们用“您”称呼彼此，是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呢，还是存心在奚落对方。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老师们一边咆哮着训斥学生，一边使用敬语“您”，比如：“您真是个蠢货！”
　　我还记得初中一年级，有一次上拉丁语课，德尔佐蒂（老师揪住我的耳朵，硬把我拖起来，我简直疼得要命。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大难临头的“pluitaqua”：他问我这是什么格，我回答说“主格”，明显没有做过回家作业。他把我拽上讲台，兴味盎然地继续盘问我：“主格，呃？主格，呃？主格，呃？”还有一次，他命我翻译“musestfarinan”（老鼠吃面粉）这句话，此处的“est”（吃），和贺拉斯《书札》里的激情吞噬心灵一样，都暗藏着一个坑人的陷阱——结果，我把“吃”和“是”搞混了，他同样毫不容情地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一桩桩，一件件，让我现在想起那些老师只觉得陌生，他们和今天的老师太不一样了，哪怕和教过我孩子的老师比，也是那么不同。我不清楚别的地方怎么样，但在硝烟刚刚散去的意大利南部，行事都要有钢铁般的纪律，教书也要用超严厉的手段，若是换到现在，那些老师恐怕都会被直接送进教师拘留所去了。
　　虽然我认为这种教学手段不足取，但也不得不说，它们并没有给我造成任何特殊的心理阴影；相反，它们让我受益匪浅，譬如，我至今都还能娴熟地使用拉丁语——这在国外常常能吸引好奇的目光。因此，我对我所有的老师都怀着某种感激。说到底，他们要求的只是那么点合乎体统的行为举止，他们希望我们表现得像“大人”而不是孩子。
　　某天早晨，我的意大利语老师安杰洛·坦加里正在课堂上教授文学，这时，他听到有人发出了一个怪声，便问是谁干的，没人应答。于是，他威胁要让全班都受罚。有人站起来说：“是他！”坦加里对那个被指控的孩子做了个手势，那孩子承认自己有错，于是，那天上午他就被逐出了教室。午后一点，铃声响过，老师像往常一样站在门口，学生们鱼贯而出，逐个跟老师道别。当那个告密者走上前时，老师将他扣下，并关了教室门，没人知道老师都和他说了些什么。这类情景会让许多熟悉意大利文学的读者想起埃德蒙多·德阿米奇斯于1886年推出的经典读物《爱的教育》中的一幕：“脸色铁青的老师走到他的课桌边，怒不可遏地问道：‘是谁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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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小提琴代替了玩具
第二章 “你想过要当指挥吗？”
第三章 “我们每次只骂一个笨蛋！”
第四章 演艺家？
第五章 真命乐团
第六章 致新世界的音乐
第七章 在斯卡拉
第八章 那不勒斯精神
第九章 所遇
第十章 向前看
第十一章 音乐无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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