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
公元前3000年前后是乌鲁克的快速发展时期，人口增加了几倍，地域也很快达到历史上的最大范围。它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城市，被结实的城墙环绕。周围的村落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
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化是那些早期君主试图巩固自己权力而实行的王策的产物。把数目很大的居民围在城墙里既会提高国王的权威又会提高他领导下的军队的威力。另一方面，在动乱时期有围墙的城市中心会吸引周边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不论是文献证据还是考古证据都表明，公元前三千纪最初的几个世纪是尚武的时代，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治集团争夺地区霸权的时代。到公元前三千纪中叶，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成为完全城市化的地区。地区的政治形势非常不稳定，征服司空见惯，屈服屡屡发生，各种形式的联盟也很普遍。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政治特点，决定了该地区城市化的特点。
这里论及的古代城市与现在意义上的城市不是一个概念。古代城市的居民绝大多数都从事农业生产，城市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城市内的农耕地带一般都在距城市中心15公里之内，这个范围以外形成一个没有人居住的缓冲地带，把敌对的城市（城邦）隔离开来，这就形成了新的生态格局。新的生态格局的形成不是由于自然原因，而是由于社会和政治原因。
与此同时，围城内部也经历了种种变化。由于城外的耕地距离居住地越来越远，在城外耕作变得越来越不安全。迫于人口高度集中于城市的压力，人们开始在城市之内和城墙周边地区进行精耕细作，增加耕作次数，集中劳力修建灌溉系统，种植果园和蔬菜园，实行轮作制，修建永久性水利工程，等等。结果出现了像乌鲁克这样的以城市为中心的一个个“绿带”。这些任务需要由政治和军事权威来组织执行，尤其是水利工程和城墙的修建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王权。公元前3000年代末的王室铭文中常常提到修建水渠，却很少涉及水渠的功能，更没有任何铭文提到水渠的灌溉功能。从神庙管理文献中可以明显看到，世俗政府机构在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神庙是主要的土地占有者，神庙经济占主导地位，但同时也存在社团经济和私人经济。
以灌溉农业为基础的苏美尔模式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其他地区的文明进程不完全与苏美尔模式相吻合，城市化的规模、演进的阶段、僧侣机构和世俗机构在城市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等方面不完全与苏美尔相同。即使在苏美尔地区，各地的城市化进程也参差不齐，譬如巴比伦尼亚中部的尼普尔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在时间上可能要早于南部的乌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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