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晦以图强：我和光武帝侃隐忍》：
刘绩的被害，并不能以农民阶级与地主阶层的矛盾来解释：因为随着农民军与士族武装之间合作的深入，尤其是帝制的恢复，阶级合作的趋势已经掩盖了阶级对抗的色彩，杀害刘绩的力量也不能代表农民阶级。事变的真正原因在于兵权，刘绩本人主观上并无凌驾更始帝之上的意图，但是他的战功却动摇了更始帝的领导权，招致更始群臣的怨恨，终于引来杀身之祸。
人们也不必回避这样一个史实，即秦汉以来在多次农民战争中，担任首领的多为平民野心家和流氓无产者，他们在历史动乱的大潮中沉渣泛起，利用下层民众的忠厚朴实，掌握了农民武装的领导权。而农民阶级却由于天然的局限，很少能贡献出优秀的领导者来领导民众挣脱枷锁，这是中国农民的历史局限。历次农民起义中内部残杀、自我消耗的悲剧一再地显示了这一致命的弱点。
刘秀听说长兄被杀，陷入了极度的悲伤和痛苦之中。但刘秀在血腥的事实面前没有失去理智，他深知自己面临的危境。更始帝的锋芒已直指向他，而刘秀所掌握的兵力根本无力抗衡。左右思量之后，刘秀终于强忍心中的悲愤，带领几个随从急驰宛城，向更始帝请罪。
到达宛城之后，刘绩的部属纷纷向刘秀吊唁。但刘秀不与一人私下交谈，也不提自己在昆阳大战中的功劳，更不为刘绩服丧，饮食言笑一如往常，不露悲戚之色。他以惊人的毅力和隐忍稳住了更始君臣，逃过了对方的刀斧。他的从容让更始帝也感到惭愧，面对引咎自责、态度谦恭的刘秀，刘玄只得任命他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一年之内，刘秀失去了四位亲人，母亲娴都在子女起兵之初病逝故乡，宗亲代为收殓，子女忙于军旅，无以尽孝；二哥、二姐在小长安的战斗中俱赴黄泉；如今长兄又冤死于同一阵营的阴谋。刘秀遭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悲不自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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