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大灾难与大牵手》：
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中国，正面临历史命运的大转折。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引起中国各种政治派别高度紧张，国际社会也极度关注。这次事变将会引来什么结果？中国将走向何处？人们心中无底。然而在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大敌当前之时，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各种政治力量竭力斡旋，中国共产党人从大局出发，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使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为后来应对日军的全面入侵兴起全民抗战的局面，奠定了基础，毛泽东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
一、张学良的转变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经过艰苦的长征，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到达西北地区，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到达陕北。9月12日，蒋介石将专门负责指挥围剿红军的“武汉剿匪行营”关闭，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自兼总司令，让张学良担任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主持西北“剿共”事务。张学良主张抗日，对这次调动，心中并不情愿，但他手下几个智囊却主张他接受去西北的命令。
他们认为，在西北可以与各派反蒋势力联合，必要时可以与蒋摊牌，实行分治割据。“剿共”是蒋介石的国策，张学良难以改变。要“剿共”就要打仗，对于东北军来说，只有打胜仗才能保存实力。张学良判断：陕北红军不过几千人，装备又差，是十足的弱兵，而他以lo倍之众人陕“剿共”，取胜是没有疑问的。
由是，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要他主持西北军事的任命。
张学良抵达西安后即率东北军主力，加上陕、晋、宁、甘、绥等省的地方军队，约10多万人，对中共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①在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看来，陕北原有的红26军是“土共”，没有什么战斗力，剽悍的红25军虽然已到达陕北，也是疲惫之师。所以用十几倍的优势兵力“围剿”这一支七八千人的红军，一定可以稳操胜算。如果在陕甘“剿共”取得“成绩”，他们就可以在陕甘暂时立足，对蒋介石亦好交代。
但是，东北军的广大下级军官和士兵对“剿共”战争心存疑虑。自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他们亲身受到亡省亡家的痛苦，内心充满着打回老家去的愿望，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高涨，特别是受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再三号召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影响，他们的抗日要求日益强烈，所以很不愿意同坚决主张抗日的红军作战。
蒋介石组织对陕北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其目的是打算消灭陕北红军。这次是南攻北堵，以东北军为主力，加上晋、陕军和马鸿逵部骑兵等第一线部队，共动用了16个师，约15万人。9月15日，王以哲部占领肤施（后改名为延安）。但在16日，红25军抵达永坪镇与陕北红军会合，17日决定成立红15军团，约7000人，决定南下攻击王以哲部，打破第三次“围剿”。红军采取围点打援战术，先围甘泉，10月1日在崂山设伏。此战王以哲部第¨0师师长何立中重伤逃走，死于甘泉，参谋长范驭州阵亡，两个团长杨德新、裴焕彩，一个自杀，一个被俘。10月25日，红军又消灭了在榆林桥筑碉固守的王部第107师第619团及配属的一个营，俘获了团长高福源。这惊动了张学良。
仅对红军一次“围剿”，东北军就损失兵力近两个师，折损了师长、参谋长、团长10人，这是东北军战史上从未有过的。这使张学良想靠打胜仗保存东北军实力的幻想破灭了。
10月下旬，张学良到南京去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的心情很不好。对于此前东北军在“围剿”红军时所遭受的损失，蒋介石对他既没有什么安慰，军政部长何应钦还要对东北军减发军费，取消两个师的番号，他挨了红军的打，受了中央的气，所以临来之前，心里很不高兴。到了南京，飞机场上冷冷清清，只有钱大钧一个人来迎接他，同以前他当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时，每到南京，总有何应钦、宋子文等一大群高级文武官员前来迎接的场面相比较，不可同日而语。11月下旬，张学良在南京又接到第109师全军覆没、牛元峰师长阵亡和第106师也受到损失的消息，这更使他又气又急。
气的是董英斌违背他的嘱咐，致使部队轻率前进，惨遭覆灭；急的是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便损失了将近三个师，照这样下去，要不了一两年，东北军岂不就全部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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