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默顿人文启蒙·人类文明》：
在这种类型的迁徙过程中，农居部落的人们能够深入到一个森林带外围绿地边缘的程度，这种明显的差异，是由当地的环境所决定的，我们必须考虑到环境的因素。只要这种入侵是从边缘开始，且入侵者侵入时向草原撤退的路仍然保持开放——如同很多场合发生的那样——相较入侵者而言，结果对于被征服者更为重要，虽然人侵者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要改变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然而，另外两种情况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其中一种情况是入侵者永久性地、不可逆转地融人到了全新的环境中，且逐步适应了这种环境；另一种情况是他们开辟新路穿过森林地带，到达另外一片与他们来的地方或多或少相似的开阔地带。
第一种命运的典型代表是居于欧亚于草原的原始放牧民族，他们大规模迁徙到布满森林的欧洲半岛地区，这里除了大西洋海岸线之外空无一物；还有居住在阿拉伯沙漠边缘的居民，迁往面向地中海的“约旦河这边的美好家园”。第二种命运的典型案例是马扎尔人穿过莫拉维亚关卡和喀尔巴阡山系通道迁居到匈牙利平原，还有土耳其人迁到小亚细亚，以及居于欧亚干草原的雅利安语系民族，迁居到波斯高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及印度北部，其迁徙规模远远大于其他民族。
要穿越环境恶劣艰难险阻的地区，到达外面的“美好家园”，需要经过通道，这样的通道一经发现不会随便被弃用，这是不言而喻的；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们应该看到积久渐成的迁徙之路，显然已成为地球表面重要的地理特征。
然而，无论是开辟者还是后继者，穿过这条通道的民族的命运都是复杂的，其他民族沿着这条通道相继到达这里，后来者足以取代或扰乱他们原有的秩序，就像他们当初扰乱本地居民的生活一样。因此，在这些伟大的通道引导下，不同的民族来到这里，并在此不断地融合发展，通常一种新文明的发祥地就这样形成了。典型的例子就是埃及、印度和中国的历史文化；北美和南美陆桥的发展过程在本质上也是相似的。
迁移到陌生的环境后，区域内势必会出现民族间关系紧张的局面，在发生各种冲突后，最终会形成团结的部落组织和原始社会亲密的群居行为。在这个大环境下，个人的价值就如同蚂蚁群、蜜蜂群、野牛群或马群这些自然物种群中单个的动物一样微乎其微。
人们称这种混乱时期为“白行思考”阶段，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人们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就是养活自己，而不会去考虑风俗习惯。
众所周知的事例，比如，混乱危机，一代又一代具有个性化和自我意识的民族的出现，以及在他们的领导下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的萌芽，这些正是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所赞颂的时期，也是日耳曼人迁徙时期的史诗文献中所记载的，同样在冰岛维京人殖民期间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类似事例。另一方面，迁徙民族中仍然保留着“长老制度”，作为国家最早的移居者，面I临着“学习工艺”的责任，他们还是跟以往一样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然而，迁徙的尝试对于居住在巴勒斯坦这一片乐土的希伯来人而言，却是一个悲剧。依据这一线索，我们应该看到巴伦比亚、波斯以及印度作为迁徙之地的情况，它们都有着相似的历史，因而它们的早期文献是一部极具说服力的国家自传。
在所有的动乱时期，都会明显地涉及三个主要因素：区域内的地理条件，新到移民的素质和初到时的行为，以及幸存的原住民族的人种和文化。尽管这些因素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性超出预期，但每个因素在每种新文化的摇篮中都是不同的，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不同的。因此，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依次调查人类迁徙的主要通道，并且描绘出每条通道内文化碰撞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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