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代表》稿史论结合的方式阐述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等人之间的关系和工作配合，展现双方合作时不同的思维方式、心态和文化背景，以此观审瞿秋白的思想变化和性格特征等，折射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其他专著已详细阐述的问题，《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代表》尽力避免重复或少说，主要围绕双方合作的新资料、新话题、新视角。为了进一步让读者了解瞿秋白的有关情况，言模撰写了书稿最后一章最后一个小节内容，探讨了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代表合作的思想理论基础等问题，其中谈及瞿秋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共产国际代表合作期间体现的复杂心态。书稿“附录”首篇介绍了瞿秋白作为莫斯科与中国革命之间译介和传播的特殊“中间环节”，对中国民主革命理论建设所作出的历史贡献。这些弥补了书稿中无法展现的论述，给读者有一个粗略的交代。

　　《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代表》：
　　对于中国的印象，原来在鲍罗廷心目中是一片空白，助手曾为他找来一大堆俄、英文版书籍和有关文献。他还向曾来华的维经斯基和达林征求意见，详细询问关于孙中山、国民党和广州等方面的情况，竭力缩短与陌生中国的认识距离，以便制定出符合苏联政府的远东外交政策和共产国际有关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方针策略。
　　进人中国东北境内，在哈尔滨、沈阳等地公开露面的加拉罕受到热烈欢迎，并与张作霖谈判有关中东铁路问题，准备召开中俄预备会议。北京政府得知后，立即表示反对，派代表到沈阳催促加拉罕起程赴京。9月2日上午10时许，加拉罕一行刚走出车厢，陈旧的北京老车站上破天荒地响起陌生的《国际歌》旋律，等候多时的苏联等国驻华官员和北京政府要员、各界人士热情地围住了久闻大名的加拉罕。这时鲍罗廷还待在沈阳交通银行寓所里，竭力躲开新闻媒体的采访，隐瞒真实身份。不久，他悄悄地出现在北京老车站，驱车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与加拉罕会合。
　　鲍罗廷与加拉罕商量后，决定约集北京共产党人李大钊等，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晚上8点，宽大的会客厅里灯光通明，出席会议的有范鸿劫、何孟雄、张昆弟、刘仁静、安体城、包惠僧等，其中不少人是北大学生，是新改组的北京共产党组织领导成员（范鸿劫任委员长，包惠僧为秘书），他们并不知道坐在显要位置上的陌生俄国人竟是以后大名鼎鼎的鲍罗廷。具有儒士风度的李大钊首先作了简单说明之后，会场气氛开始活跃起来，年轻共产党人的语调也逐渐升高。鲍罗廷第一次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内部激烈争论的气氛，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最后以舒缓的语气，发表了来华后第一次演讲。他讲了一大套联合战线的理论和方法，认为共产党人应该无条件加入国民党，要求到会的共产党人在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与方式上多加研究，再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见。最后李大钊作了重要补充，他说：“我同意鲍罗廷同志所提出的共产党的阶级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性，今天革命事业中的客观形势，是需要发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种革命任务不是国民党尤其是现在那样的国民党所担当得了，必须要加上新的血液，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
　　经华俄通讯社北京分社社长斯列帕克牵线，鲍罗廷与张国焘会谈，张国焘“并不根本反对国共合作”，但对于国民党改组前景表示担忧，并反对马林“国民党中心论”，这对于竭力推行“无条件”国共合作的鲍罗廷来说特别剌耳。然而随着国共合作的深入，争夺领导权等问题日益尖锐化和复杂化，让鲍罗廷感到很棘手，也无法回避。与张国焘会谈后，更加促使鲍罗廷准备南下与陈独秀等人进一步商谈。临行前，鲍罗廷与加拉罕作了最后一次长谈，加拉罕写下了向孙中山推荐鲍罗廷一信：“鲍罗廷同志是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工作很多年的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请您不仅把鲍罗廷同志看做是政府的代表，而且也把他看做是我个人的代表，您可以像同我谈话一样，坦率地同他交谈。”
　　……

一、第一次赴莫斯科：合作开端
二、马林觅得“知音”：瞿秋白是最优秀的
三、斯大林特使鲍罗廷：“调走”瞿秋白
四、修订国民党“一大”宣言：载入史册
五、限制与反限制：产生意见分歧
六、陈独秀质疑鲍罗廷：瞿秋白夹在其中
七、五卅运动时期：合作较好
八、进退策略：各种问题错综交织
九、北京汇报与南下妥协退让：得失分明
十、参与远东局工作：保留意见
十一、聚首武汉：艰难合作
十二、见证中国大革命失败：焦虑无奈
十三、年轻的上级：罗米纳兹
十四、第二次赴莫斯科：寻求良策
十五、共产国际大舞台：大胆亮相
十六、卷入政治旋涡：有口难辩
十七、奉命回国“纠错”：连遭厄运
十八、最后的合作：忍辱负重
十九、悲剧结局：沉重的省略号
[附录]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