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利用外资所遇到的障碍
尽管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为了吸引外资而相应地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但其收效却极为有限。实际上利用外资在当时存在着许多障碍，其中不仅受到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而且也同国际局势，特别是同当时错综复杂的远东国际关系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首先从国内形势来分析。当时财政枯竭的情形可用四句话来形容，即负债累累，抵押殆尽，债信低落，举债无门。
从晚清到民国初年的历届政府，由于财政支绌、收支不敷，最后几乎完全依靠借债来维持统治。根据徐义生的统计，1853—1893年清政府共举借外债45922969库平两，1894—1911年举借外债1203825453库平两，1912—1927年北京攻府中央及地方共举借外债387笔，债额计1279619514元，同期南京临时政府、护国军政府、广州国民政府及南方独立各省亦先后举借外债80笔，债额共计银元57377276元。除此之外，尚有为数高达45000万两的庚子赔款。
到了北京政府时期，财政支出日益增大，但由于各地截留，政令不出京门，政府不得不剜肉补疮，借新债还旧债，以致除了几笔有确实担保的债务和部分铁路f昔款尚能按期偿付外，许多无确实担保的债务积欠日久，不少债务利息早已超过本金，因而债信低落，日甚一日。据统计，截至1925年年底，财政部经管的有确实担保外债积欠纯本计银元413962019．79元，庚子赔款积欠纯本计银元396518786．52元，无确实担保外债积欠本息共计银元354018611．50元。同一时期，由交通部经手举借的外债积欠本息则为银元561967765．37元。除此之外，清政府和北京政府为了举债，还不得不将关税、盐税、厘金、货物税、烟酒税、铁路收入等充作抵押；到了最后，举凡赖以维持财政支出的各种税收几乎全部充作借款担保，已经难以举借新债了。
尽管南京政府成立后，为了取得列强外交上的承认和经济上的支持，宣布对于前政府遗留下来的有确实担保债务将依惯例按期偿付，亦允诺设法清理无确实担保及无担保的债务，并组织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召集各债权国代表会议商讨整理债务办法，但直至1934年以前，有关部门对于如何整理并偿付积欠外债（特别是无确实担保及无担保债务）并无具体办法；而且此时国民政府又将新增关税收入部分作为发行内债的担保，从而引起外国债权人的抗议。债信既无法恢复，当然也就很难期望吸引外商对华进行新的投资了。192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ArthurNevillechambeJlain）就公开表示：中国首先要树立自己国家的信誉，还清旧债，然后才能商谈新的借款。1929年7月14日，美国首席代表拉蒙特（TllomasLarnont）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商会上声称：“中国现在的国际信用很低，除非他们对重建工作有详细确切的计划，否则是不可能向纽约市场借款，我敢说在欧洲也是一样。”拉蒙特的这番话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欧美国家政府和金融界对中国投资的态度。
再从国际局势上看，南京政府成立初期，正值空前未有的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之际，这也是国民政府寻求西方援助的努力遭到挫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1929一1933年，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爆发了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持续的时问之长、波及的范围之广、造成的危害之大均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伴随经济危机而来的是整个西方国家的信用危机，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以及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由于无力按期偿付所欠的国际债务，纷纷单方面宣布停付或缓付拖欠的外债；而债权国一来是因经济危机导致本身的资金短缺，更重要的则是惊恐于国际普遍存在着的赖债行为，视投资、借债等为畏途，因而拒绝向国外提供贷款，致使国际借贷市场的活动几乎陷于停顿，资本输出亦随之大幅度下跌。据统计，美国的外国有价证券发行额从1928年的132500）万美元猛跌到1933年的160万美元，英国（不包括对殖民地的贷款）也从1928年的5700万英镑下降到1933年的800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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