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比我们想象中要卫生得多。秦汉时，已形成了三日一洗头、五日一沐浴的习惯。以至于官府每五天给的一天假，也被称为“休沐”。
古人用胰子、澡豆洗澡。唐朝时，胰子还兼有冻疮膏的作用，高档一点的胰子被称为“面药”和“口脂”，用来涂脸和嘴。宫中在冬天时会发给官员一些高档胰子。杜甫《腊日》中的“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沐浴，就是今日通常所说的洗澡，包括头、身、手、脚的洗浴。
然而古人却分得极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沐，濯发也。
浴，洒身也。洗，洒足也。澡，洒手也。”所谓“濯”、“洒”就是洗的意思。据此看来，古代的沐浴与今日的洗澡意义并不完全吻合，而只有把许慎对“沐”、“浴”、“洗”、“澡”的解释合起来，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今日洗澡。
初民们当时沐浴只有下河一洗。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养成了沐浴的生活习惯，至迟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沐浴”的记载。到了西周时期，沐浴礼仪逐渐形成定制。由于沐浴已经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们对沐浴有了深层次的理解，不仅仅把沐浴单纯地看作是洁身净体，润肤养身，而视其为隆重的礼仪。如在祀神祭祖之前都要沐浴净身，以表示内心的洁净虔诚，称之“戒”，亦称“斋戒”。
沐浴与人们生活的行为规范密切联系在一起。居家过日子，男女都要早起，沐浴更衣。作为夫妇之礼则有“不敢共滔浴”，即妻子不能和丈夫共用一个浴室，所谓“外内不共井，不共滔浴”。在家庭里还有尊老礼节，礼节规定，晚辈要五天烧一次温水为父母洗一次澡，每三天烧一次温水为父母洗一次头。这期间父母脸上如果脏了，要烧淘米水为父母洗干净；脚脏了，则用温水为父母洗干净。
诞生礼仪中沐浴亦很重要，如果一国的太子出生，那么大臣和夫人要沐浴穿朝服去朝见国君。在往来礼节中，沐浴亦是重要礼仪。主人接待来客，要满足客人三天洗一次头，五天洗一次澡的要求，主人用飧礼招待来宾时，来宾不用拜谢，但要沐浴之后再就食，以表示对主人的尊重。
先秦沐浴礼仪的形成并臻完备，不仅说明沐浴在当时已深入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说明注重沐浴是中国人的古老传统之一。沐浴礼仪作为定制为世人所遵循，这在世界沐浴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秦汉之际，全社会性的沐浴习俗已经形成，尤其是“三日具沐，五日具浴”的良俗，在汉代已经正式以“休沐”的形式被法律固定下来。
所谓“休沐”是汉代朝廷官员法定的假期。汉代皇帝每五日给官吏放假一天让他们回家去洗澡浣衣，并作为法定的假日被固定下来，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沐浴为理由而制定的假日，足见汉代非常重视仪容和体肤整洁。
到了唐代，“五日具沐”才改为官吏每十天休息洗浴一次，叫作“休浣”。俗以每月上旬、中旬、下旬为上瀚、中瀚、下瀚，瀚即浣的异体字，本意是洗濯。大概因为十天一浣的缘故，浣又有了一种计时的意义，即一浣为十天。
我国晋代已有浴室之称，至北魏称为浴堂。历史上修建最早的一座浴室当推东晋人石虎的“焦龙池”。该池用玉石砌堤岸，用琥珀做水罐，用绉纱袋装香料泡入水中。为保持池水恒温，冬天时用炭火烧红的铜龙不断更换投入水中，故名“焦龙池”，又名“清婷浴室”。
到了唐代，浴室已相当普及，当时长安的武德门、朱雀门一带还出现了浴室殿院一条街，上至天子皇妃，下及平民百姓，皆可人室沐浴。唐代诗人罗邺有诗云：“一条春水漱莓苔，几绕玄宗浴殿回。”诗中所描绘的就是皇帝沐浴的情景。
宋代浴室被称为香水行，已是一个具有商业性质的场所。安的显著特点是挂壶于门，将壶作为浴室的广告标记。宋元公共浴堂非常普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一些文人士大夫还相约定时到公共浴堂去沐浴。
王安石不好洗沐，身上长虱，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他的联姻好友吴充却对沐浴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并养成了经常沐浴的良好习惯。为了改变王安石不好沐浴的不良习惯，吴充与王安石、韩维三人相约每一两月一起去公共浴堂沐浴更换新衣，在这种约束下，王安石不得不去沐浴，出浴后也得换新衣，这让他一改旧习，个人卫生有了很大的改观。
苏轼亦喜好上公共浴堂沐浴，有一年，他在公共浴堂沐浴后，身心畅快，诗兴大发，专门写了二首《如梦令》词记述他沐浴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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