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1952年生于台湾，1992年获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兴大学讲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主要从事羌族、西南少数民族及北方游牧民族社会的田野调查研究，在历史人类学领域成绩卓著，影响深广。著有《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游牧者的抉择》《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及学术随笔集《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

　　身为“中华民族”的我们，是否曾想过，何以我们称为“中国人”？“华夏民族”之形成所由何来？究竟什么是中国人？——这问题不仅困扰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也困扰许多居于中国认同边缘的人，《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即尝试解答此一问题。作者认为，由线性的历史溯源，以及对所谓“典型中国人”的研究，都难以解答这个问题。因此作者从一个新的角度——中国人族群边缘的形成、维持与变迁——来了解中国人的本质。《华夏边缘》（增订本）说明，在特定的资源竞争与分配环境中，华夏（中国人）边缘如何形成与变迁，华夏如何借历史记忆与失忆来凝聚、扩张，以及华夏边缘人群如何借历史记忆与失忆来成为华夏或非华夏。
　　以中国人为例，作者借着历史、考古与人类学资料，探讨与人类族群认同相关的资源竞争与分配关系，社会历史记忆与失忆的过程，典范与边缘观点争论中的社会本质，以及历史的现实意义等问题。作者希望《华夏边缘》（增订本）能帮助我们思考自身的认同问题（为何我们要宣称自己是中国人），以及思考当前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认同问题。

　　王明珂提出一个讲法，他认为我们要探讨什么叫作中华民族，或者什么叫作中国人，最好的方法，不是直接地、正面地，去对“中国人”的内容或者内涵下一个定义，而是想办法去透过“中国人”这个族群的边界，来找它大概的意思。
　　——凤凰卫视主持人、评论员、专栏作家 梁文道

　　这是一部对中文世界的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著作。作者从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变迁这个特殊的角度，来探讨华夏民族生长和扩张的历史，从而以十分新鲜并充满魅力的论证，为推进中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范例。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罗 新

　　基于对华夏形成一元论和多元论的质疑，作者利用多种工具，提出并论证“边缘理论”在华夏形成、变迁中的重大意义。“族群认同”、“历史记忆”，是支撑此一理论的两个关键概念，作者对此所做的历史、逻辑叙述，令人信服。我更想指出的是作者学思的根本立脚点和志向，即学问与生命的关系——在学术职业化、工具化的今天，这一学术立场尤为可贵可敬。本书为华夏一族通向自我认知的道路打开了一扇大门，远非就事论事者所能比拟。我由衷地向作者致敬！
　　——学者、万圣书园创始人、中国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 刘苏里

　　王明珂对华夏的界定，采以绘画“烘云托月”的手法，有别于华夏中心主义的传统视角，他被称为学界的“毒药猫”，在打通历史、人类学、人文地理的扞格，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让人开阔视野。
　　——民国学术史、文化史、地方史研究者 岱 峻

　　第十二章
　　近代华夏边缘再造
　　在清中叶以来西力东渐之影响下，近代中国发生了所谓“千古未有之大变局”，此变局之一便是华夏边缘再造，及因此产生的新的中国与中华民族。无可否认，由中原帝国到民国缔造，除了许多内部体制的改变与国民概念之建立外，最大的变化便在传统中原帝国的边缘。这变化是，旧帝国的边藩、属部、部落与土司之民，以及由于汉化及土著化所造成的广大汉与非汉区分模糊的人群，在经由一番学术调查研究、分类与政治安排后，被识别而成为一个个少数民族。如此，传统华夏边缘之“蛮夷”成为了“少数民族”，与今为“汉族”的华夏共同构成中华民族。这便是我所称的近代“华夏边缘再造”。
　　近代华夏边缘再造，与当时西方传来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概念有相当深的关联。民族主义下的“民族”概念与包括“民族学”在内的近代社会科学，造就近代许多“民族”及相关的民族国家——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民族化与国族化潮流。当时的民族学（ethnology）包含语言学、考古学与体质学，主要在于探索人类民族的起源、分化及迁移过程，厘清各民族的文化特质，以及其在人类文明演化史中的地位。也就是说，民族学一方面以人群之体质、文化、语言特征作为民族分类标准，并以此进行人群迁移与文化传播的历史溯源（传播论观点）；另一方面建立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谱系，衡量一民族在此谱系中的位置（演化论观点）。
　　欧洲民族主义与此民族学的兴起有密切关联。体质学与体质测量被用来建立、维护一个个纯种民族。配合考古学、语言学与民族学研究，由核心到边缘的民族或文化传播过程，或由野蛮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被建构出来。许多学术研究与学术争论或强调本民族的优越，或诠释边远人群的落后，以合理化殖民统治。因此这种民族学也是“经世致用”之学，经世致用的基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生物学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法则运用到人类社会的演化中。民族（或国族）被视为一个个生物体，演化程度高的民族被认为有掌握运用全球资源的权力。生物的栖地（habitat）概念被转移为国族之生态区理想，这也是后来希特勒之“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思想来源。欧美列强由19世纪末起，便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持下，藉此民族学探勘、调查与研究各地物产民情，作为殖民施政及经济文化侵略的蓝图。
　　在此时代背景下，接受“民族主义”与相关“民族”概念洗礼的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忧心西方列强势力在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扩张，极力呼吁民族团结及唤醒国魂。在早期革命派人士排满兴汉之民族意识下，这个国族曾指的是传统“中国”概念中受四方蛮夷包围的“汉族”，也就是华夏；在较能包容满族的立宪派知识分子心目中，此国族则包含满、蒙等族。后来在欧美列强积极营谋其在西藏、蒙古、东北与西南边区利益的情况下，合“华夏”（核心）与“四裔蛮夷”（边缘）而为“中华民族”的国族概念，逐渐成为晚清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国族蓝图。在此国族蓝图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书写国族历史（或民族史），一方面重新认识及描述国族边缘人群，也就是过去的华夏边缘人群。这两者都需借重西方的民族学与其他学科之助，因而由此产生的知识深受西方学术新知的影响。在历史方面，刘师培所著的《中国民族志》与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代表这些早期中国国族建构之著作。在这两本著作中，刘师培之作发表于1905年，代表以“汉族”为主的国族历史建构。出版于1929年的蒋智由《中国人种考》，则已将满、蒙、回、藏皆视为黄帝子孙了。同时在这两本著作中，我们皆可见著作者以音韵、体质、民族特质等来比附穿凿其说之痕。
　　在民族国家概念进入中国并被实践而造成政治现实的过程中，一些与之相呼应的学科如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体质学等也随西方势力进入中国。安特生（J. G. Andersson）的甘肃彩陶文化研究，魏登瑞（J. F. Weidenreich）的北京人研究，以及1928—1937年中国考古学者的安阳发掘，都经常被用来论证中华民族之形成与其起源问题。在此时代，许多个人与机构都曾以学术贡献于国族及其边缘建构，在此我无法一一详述。以下我只以由近代国民政府创立，代表当时最先进、典范学术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之研究为例，说明学术与华夏边缘再造之关系。
　　“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华夏边缘再造
　　“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28年成立于中山大学。这是中国新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里程碑。然而在那时代，它也无可避免地在国族主义下滋长，并贡献于中国国族建构。主要缘由是，当时流入中国的新学术，如语言学、体质学、民族学、考古学与历史学，多少皆与“民族”概念声气相通。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曾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揭示历史研究的要旨，如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等等。显然，梁氏心目中之历史研究主要便是“民族史”，这说明了“历史”在国族建构中的重要性。中国民族学研究先驱黄文山在其《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一文中，也曾说明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为“我国社会演进之阶段，古文化之原型，民族迁徙之路线”。不仅如此，他认为一切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考古学之发展，皆是为了解答这些问题。由此皆可知那一时代的人文社会科学与国族主义之关系。
　　如前所述，在“民族”概念下，一民族被认为是有共同语言、体质（血统）、文化而在历史中延续的人群。语言学、体质学、民族学被用来考察民族之范畴与民族间的区分，历史学则被用来追溯“过去”，以说明此民族范畴与区分的由来。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之初的三个主要分支部门——历史、语言、考古（与民族学），也反映了此旨趣。历史、语言、考古与民族学，在中国国族建构中不只是塑造、凝聚国族而已，它们还被用来探索国族内部的各民族区分。当时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便是，透过调查语言、体质、文化之异同，来探求中国国族中究竟有多少“民族”，各民族间的区分界线何在，并由考古与历史学来说明导致这些民族之存在与区分的历史过程。
　　历史语言研究所创立者傅斯年先生之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代表了该所成立之初一种新的研究精神，也就是对所谓“新材料”、“新方法”的重视。值得思考的问题是，究竟这些早期研究者在找些什么？往何处找？以何种“新方法”寻找？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们从事这些“寻找”？我们由傅斯年在1928年所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可见一斑。他在该文中写道：“我们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第一步想沿京汉路……第二步是洛阳一带”；“广州的四方是最富于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材料的”。于是，一些人员被派遣到华北，在“历史学”所建立的“过去”架构下，以“考古学”寻找中国民族与文明的源头。后来他们缔造了闻名世界的安阳殷墟发掘，并对龙山文化、彩陶文化、北京人等考古普遍知识的产生有相当贡献。另一组人员被派至中国西南与南部，以“语言学”与“民族学”寻找国族边缘。后来他们所得语言、文化和体质材料，也有助于“中华民族”与“中国少数民族”的建构与识别。可以说在国族主义下，当时许多学者都在从事两种探索——国族的“起源”与“边缘”。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新方法”并非用于所有田野，“新材料”也非得之于所有的地方。往何处找，以何种“新方法”寻找，是有区分的。历史学与考古学主要被用在中原地区，以找寻国族与国族内各民族之“起源”； 民族学和语言学则多被用在南方，来寻找国族与各民族之“边缘”。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国族核心与边缘观念，使得他们以选择性的“新方法”、“新材料”来建构描述国族所需的语言、历史、考古与民族文化知识。
　　至于“寻找”的动力，我们由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中可略见端倪。在本书第一讲之始，他写道：“四十多年以前，我初入中学读书，当我知道自己生于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度里时，常觉欢欣莫似。”接着，他提及20世纪初中国启蒙运动者对中国古史要求“拿证据来”的怀疑之风。他说：“这种找寻证据的运动对传统的治学方法，无疑的是一种打击……近代中国考古学就是在这一种环境之下产生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为中国“五千年悠久历史”找寻证据，的确是近代中国考古学者“寻找过去”的基本动力。李济因此提出，近代中国考古学家之工作主要回答两类问题：“其一是有关中华民族的源始及其形成，其二是有关中国文化的性质及其成长。”如此更可见国族主义如何为当时的学术探索提供动力与方向。李济的体质学亦如此。体质人类学者王道还在研究李济的人类学研究志向与特色时曾指出：“李济一生的学术，可以用民族史三字概括，体质人类学只不过是治民族史的工具。”
　　最后，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著名历史、考古与民族学者之学术名作，如傅斯年之《夷夏东西说》，芮逸夫的《中国民族的构成》，以及李济的《中国文明的开始》，由某一角度来说，多少都反映着“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国族主义之结合。这些著作也强化了中国国族内涵与其内部区分。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最后亟呼：“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此也强烈反映藉“科学方法”以实践国族认同之旨趣。
　　华夏边缘之争夺
　　当时“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者之使命，不只是建立中国自身的新学术传统，以凝聚国族及刻画国族边缘，更面对着西方与日本学者在中国从事之“学术调查研究”中所包藏的政治与资源野心，特别是对中国周边地区。民族主义盛行并传播于全球的时代，也是一个“边疆”争夺的时代，过去模糊的旧帝国“边疆”，在资源争夺中逐渐被各个民族与国族之明确“边界”切割、划分。在20世纪上半叶，法国、英国许多调查者走入中国西南边疆，在此他们常宣称“发现”当地非汉族群为“以色列人的后裔”或“印欧民族”。如20世纪20年代初，英籍传教士陶伦士（Thomas Torrance）在岷江上游地区传播基督教。他将本地羌民宗教视为一神教，又认为如此高等之宗教必然来自西方，所以羌民应是古以色列人的后裔。在这样的文化偏见与宗教进化论之下，一切羌民文化在他眼中都成了以色列文化之遗留。虽然这些学者未必有政治野心，但如此文化中心主义下的历史文化想象，常催动扩张主义者的政治企图。
　　此时日本许多调查者也走入满、蒙，并宣称日本大和民族与这些北亚游牧人群有密切的民族文化关联。多少受到这些学术研究影响，20世纪20至30年代，日本提出“满、蒙在中国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之论。傅斯年等学者乃急促写成并出版《东北史纲》一书，辩证“满洲”乃中国之东北，自古以来一直为中国的一部分。
　　警觉到西人与日人对中国边疆研究背后的政治兴趣，中国知识分子也积极在国族边疆地区进行民族学调查工作。此时，东北有凌纯声，东南有何联奎、徐益裳、黄文山，台湾有林惠祥；更多学者在西南地区作民族调查，如丁文江、丁骕、杨成志、凌纯声、芮逸夫、费孝通、徐益裳、庞新民、胡鉴民、庄学本等。他们对西方民族学所知深浅不一，在他们的著作中或混杂着明清以来汉人士大夫之边疆游历书写，或应用清代乾嘉之学的声韵、训诂。无论如何，一种新的民族志写作逐渐产生。其主要关怀首先是历史渊源，特别是边疆民族与汉族的历史族源关系。借着历史地理学、古地名与族名的声韵训诂，以及考古文化与当代少数民族文化间的关联或相似因素，学者建立起各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长远历史和血缘、文化关联。这是以“历史”来根基化（primordializing）民族情感。
　　其次，民族分类。学者由语言、文化、体质所显示的民族系统分类，来强调中华民族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特性。这是以语言、体质、文化分类来系统化民族。
　　第三，文化与风俗描述。学者描述边疆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态、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组织，等等。这是在中华民族中分别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特性，以典范化各个民族，并区别何者较为进步或落后。
　　最后，在新的民族志书写中，学者也表现了其民族主义下的现实关怀。他们或仍承袭清代安边、治边之策论书写，或讨论如何以汉文明造一五族混合之新民族（同化论），或论述民族平等，以及如何扶持“弱小、落后”民族之发展。
　　总之，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学传统在其初始阶段常与国族建构脱不了关联——从历史根源来根基化民族，由语言文化分类来区分并系统化民族，以文化风俗描述来典范化各个民族，并由现代化程度来分别汉族与少数民族。甚至可以说，在“民族”概念下找寻及研究“典范的民族文化与历史”，此一学术活动也创造了典范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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