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家与战争：顾维钧的外交理念及外交技巧》：
　　有“外交斗士”之称的蒋廷黻，也积极主张按条约和平解决“九一八事变”外交问题。他在《东北问题的背景及其解决方法》中，认为这次中日事件的解决，除中国能以武力将日本人逐出东北外，非以妥协方式与商议不可。解决的原则：中日两国在东北经济上采取共存共荣，但日本须放弃军事上政治上的特殊权。张宗绂在《中国外交政策》中，认为中国未来的外交策略，应分四个时期循序渐进：第一期与各国妥协，尤其与日本妥协最重要，藉以排除外力的障碍，组成强有力的统一政府；第二期继续与各国妥协，务求集中全力，努力建设，充备实力，以达到能有单独战胜日本的把握；第三期运用外交手腕孤立日本，使得未来的中日战争中，他国不援助日本；第四期驱逐日本势力于境外，必要时诉诸武力，以恢复我四万万炎黄子孙在东亚与世界上应得的地位。胡适一直主张外交交涉，以待各种情势的转变。他建议政府当局接受日本在国联提出的五项基本原则，进行交涉。他撰文支持《大公报》主张根据日本五项原则交涉的社论，反对不负责任地倡议战争，反对孤注一掷的作战。他的主张自然和蒋廷黻、丁文江等人一样，最初的考虑是当时中国的国力不堪一战，还考虑到国际形势，相信只要继续维持交涉，多争取一些时间，国际情势会向中国有利的方面转变，日本也可能在国际形势的转变中知所醒悟，进而改变其侵略中国的政策。
　　与此同时，抵抗派论者，一时受到了国内舆论的赞扬。其中消极抵抗派以梁漱溟为代表，主张非暴力主义，认为用势力去抵抗侵略我们的国家，是很卑贱的事，西洋文明已到末路，快要崩溃，日本无论如何不能避免社会革命，其国家命运可想而知。他还认为近代战争乃工业科学的比较，谁的原料充足，工业进步迅速，谁即占上风，能打胜战，而中国实无办法，既无国防与军备，对外打胜战是谈不到的，因此主张中国自救之方，宜向反武力方向走。积极抵抗派的主张为全国人民大多数的主张，即主张对日作战。他们认为，要保全中国的存在，挽救民族的灭亡，非对日作战不可，作战可以引起国际上的援助，改造民族的精神，削弱内部的纠纷，保持一国的国格。当时，罗隆基、王造时、陈启文、龚德柏、白眉初、汪精卫等都持“即时抗日”的主张。罗隆基的《枪口朝外，不可对内》文章，得到当时舆论的赞扬。
　　反帝派论者，主要代表了共产主义的思想论点，主张联合世界弱小民族，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他们认为，“九一八事变”是由各种矛盾激化而成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论点，集中了该派的主张。他在《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道》一文中，认为要对日宣战，要实现民族革命战争，要以革命的民众政权代替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战。
　　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到10月下旬短短一个月中，中国的反日舆论日益高涨。当时各地报纸，以及一些外文报纸，都揭露日本的阴谋，呼吁友邦对日本的侵略野心予以公平的判断，对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予以抨击，号召国民面对国难团结一致，要求政府迅速采取外交、军事上决断，以抵抗日本的进一步侵略。
　　面对“九一八事变”后舆论鼎沸的蒋介石，却有他独特的理论，即众所周知的“安内攘外论”。蒋介石认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普遍地形成了一种军事理论，即“总力战论”的观点。根据这一理论，日本自一战后已在军事、政治、教育、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已经完成了战争准备体制，而中国却没有这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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