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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协定后我国绿色发展的趋势及应对00巴黎协定后中国绿色发展的若干问题思考第一章巴黎协定后我国绿色发展的趋势及应对00备受瞩目的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于2015年12月12日晚在法国巴黎落下帷幕，大会顺利通过一项全面、包容、有力度、涵盖所有国家、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协定——《巴黎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协定共29条，包含目标、减缓、适应、损失损害、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全球盘点等内容，主要确立了一个综合性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长期目标，规定了各国实现这些目标的原则和行动，被誉为“人类历史上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三个里程碑”。协定的达成，将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建设进入新阶段，成为人类迈向可持续发展征程的新起点，为世界各国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和能源转型提供强有力的政治推动力，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协定的生效，需要获得至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55个缔约国提交批准文件，且这些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至少占全球排放总量的55%以上。目前，协定已达到生效条件，于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协定的实施将有效促进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第一节《巴黎协定》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贡献〖1〗一、 确立了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新机制《巴黎协定》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根据公约的目标，并遵循其原则，由公约缔约方大会一致通过的适用于所有国家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对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行动做了制度性安排，并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对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和全球盘点等各要素都做了平衡的安排，其中所确立的减缓新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确立全球长期目标，即“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革命前水平以上低于2℃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革命前水平以上1.5℃之内”，以大大减少气候变化的风险和影响。为了实现该目标，协定中提出要“尽快达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峰值”，并且“在21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源的人为排放与汇汇与源是两个相对的概念，《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将汇定义为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或机制，将源定义为向大气中释放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或机制。的清除之间的平衡”，也就是到21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第二，全球长期目标的实现以各方国家自主决定贡献（INDC）为基础。巴黎气候大会之前，几乎所有缔约方都根据华沙气候大会决议，提交了各自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文件。协定要求“所有缔约方的努力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加”，并要求在核算INDC中的排放量时，“应促进环境完整性、透明、精确、完整、可比和一致性”，以增强透明度保障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的准确性。协定还规定，“应定期总结本协定的执行情况，以评估实现本协定宗旨和长期目标的集体进展情况（称为全球总结）”，2023年开始第一次总结，此后每五年进行一次。总结结果将显示全球减排进展及各国INDC目标与实现全球长期目标排放情景间的差距，为各方提供信息，以进一步促使各方更新和加强其INDC目标及行动和资助的力度，促进和加强国际合作。
第三，全球各国共同减缓行动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同时根据不同的国情，区分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责任和义务。协定中明确规定： “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继续带头，努力实现全经济绝对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应当继续加强它们的减缓努力，应鼓励它们根据不同的国情，逐渐实现全经济绝对减排目标。”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当前根据国情，仍可采用不是全经济尺度的、部分温室气体的非绝对量减排或限排的目标，如单位GDP的CO2排放强度下降的相对减排目标。在资金问题上，协定中也规定，“发达国家缔约方应为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减缓和适应两方面提供资金，以便继续履行公约下的现有义务”，并“鼓励其他缔约方自愿提供或继续提供这种支持”。这明确了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出资的义务。
第四，协定中“强调气候变化行动、应对和影响与平等获得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有着内在的关系”，强调经济发展的低碳转型，实现“气候适宜型的发展路径”，把应对气候变化与保障粮食安全、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密切结合起来，实现多方共赢的目标。
二、 体现了全球气候治理新理念
《巴黎协定》确立的新国际制度框架也是全球治理模式和理念的一个重要转折。一方面，它体现了世界范围内对于“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和地球构成紧迫的可能无法逆转的威胁”的空前共识和合作应对的共同政治意愿；另一方面，机制设计上体现激励各国“自下而上”地确立有雄心的目标和行动计划，而非“自上而下”强制性分配责任义务，体现了由“零和博弈”向“共和博弈”思维的转变。谈判过程中各方表现出建设性、灵活性的合作态度，聚同化异，凝聚共识，相互尊重，寻求契合点，使各方利益诉求得到平衡反映。《巴黎协定》的达成，体现了全球和全人类共同利益与各方自身利益的平衡，体现了为应对地球生态危机和人类生存发展威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愿和自觉的合作行动。新制度框架也旨在推动各国经济的低碳转型，促进应对气候变化与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协调统一，实现“发展”与“降碳”的双赢，同时强调各国在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面的共同合作，促进各国间的合作共赢。
中国为《巴黎协定》的达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会前中美和中法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已就谈判中的核心和焦点问题凝聚了共识，最终成为《巴黎协定》各方共识的基础。习近平主席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不仅就气候制度而且对全球治理模式提出新的理念，即创造“三个未来”——“创造一个各尽所能、合作共赢的未来”“创造一个奉行法治、公平正义的未来”“创造一个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中国积极促进巴黎大会成功，既是在习主席全球治理理念指导下，深度参与国际治理的一个成功范例，也将成为我国推动实施《巴黎协定》后续行动的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共同发展将成为未来全球治理模式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原则。
三、 推动了全球能源革命及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
对全球能源而言，《巴黎协定》的生效意味着化石燃料或将终结，投资流向新能源。要想实现协定中确定的温控目标，各国必须采取措施，尽可能将煤、石油和气体燃料留在地下。这意味着化石燃料时代或将终结，全球经济从以非清洁能源驱动向可持续增长的转变成为必由之路。实际上，这一转变已不可避免地进行着： 发达国家煤炭市场的价格由于污染防控措施严格等压力，已经暴跌；英国仅存的一些深井煤矿由于太阳能设备日益普及而面临关闭；近年来美国、德国等的可再生能源设备急剧增多。
对中国而言，其影响不仅仅是推动中国的能源革命，还将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推动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巴黎协定》不仅包含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新贡献，也为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带来了新机遇。与推动协定相比，中国在减排行动上的坚定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最好保证。
首先，《巴黎协定》为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增设了新支点。作为协定的主要推动者，中国能否探索出符合自身发展阶段和国家情况的治理道路，如同经济增长一样为新兴经济体和后发国家树立榜样，事关全球控温能否“不断加强行动力度”，也事关发达国家能否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和技术支持。其次，《巴黎协定》为中国加快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外部制度约束。协定的新目标，不仅要求国内气候治理政策、技术、市场相应变革，更要求各级政府转变发展策略，平衡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治理需求，以更好地履行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方案，用可持续的模式创新低碳发展和能源转型之路。
无论《巴黎协定》未来的落实情况怎样，中国都应该按照已制定的行动路线，继续兑现2020年前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并在未来发展的制度安排等方面积极推动相应的变革。
第二节实施《巴黎协定》面临艰巨任务
实施《巴黎协定》，目前而言，一方面，面临全球气候治理新机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该不确定性既包括自下而上的各国自主减排行动的贡献和效果与实现2℃目标下的减排路径相契合的不确定性，也包括新机制仍在谈判与发展过程中，相关的机制要素未来如何发展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面临全球政治体制的新动向，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气候变化的科学性所持的怀疑态度、去全球化等新动向，这也为《巴黎协定》今后的实施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
一、 机制本身所导致的不确定性
《巴黎协定》确立的以自主贡献为基础的减排机制，实施过程中也将存在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使各国自主减排行动的贡献和效果与实现2℃目标下的减排路径相契合。《巴黎协定》相关文件中也指出，实现控制气温升幅不超过2℃的目标，到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应从2010年的约500亿tCO2e下降到400亿tCO2e，而按各国INDC承诺目标，2030年排放量将达550亿tCO2e，存在约150亿tCO2e的减排缺口。若按此趋势，到21世纪末气温升幅将可能达2.7℃~3.4℃，因此需要各国不断加大INDC力度，加快当前世界能源变革的趋势。各国经济发展方式能否尽快向低碳转型，是《巴黎协定》新机制能否成功和有效的关键。
实现全球控制气温升幅不超过2℃的目标，全球必须尽快扭转温室气体排放持续上升的趋势，使其尽快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特别是能源消费的CO2排放，不仅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约占全部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3，而且其排放源集中（如燃煤电站）且易于采取减排措施，因此能源消费的CO2排放应尽快达到峰值。在保障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控制CO2排放，其主要的措施有两个方面： 一是大力节能，提高能源转换和利用效率，降低单位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强度，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二是加速能源结构调整，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及天然气等零碳或低碳能源的比重，降低单位能源消费的碳强度。以上两个因素叠加，可使单位GDP的CO2强度呈较快下降趋势，当其年下降速度超过GDP年增长率时，CO2排放即可达到峰值。1990—2005年，全球GDP年均增长率为2.8%，2005—2013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GDP年均增长率下降为2.4%，上述两个期间单位GDP的CO2强度年下降率分别为1.0%和0.2%，均远低于GDP增速，所以上述两个期间的CO2排放量仍分别以1.8%和2.2%的速度增长。今后随世界经济的复苏，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较快发展，全球GDP年增长率可能会进一步提高，有可能达到3%甚至3.5%的水平，要尽快实现CO2排放达到峰值，未来单位GDP的CO2强度年下降率也必须达到3.0%~3.5%的水平。根据最新发布的《英国石油公司(BP)能源展望》，2015—2035年，全球能源变革下能源效率提高可使单位GDP能源强度年下降率达2.1%，能源结构低碳化变革可使单位能耗CO2强度年下降率达0.5%。两个因素叠加，可使单位GDP的CO2强度年下降率达2.6%，将高于历史上平均下降速度。这将是一个逐渐加速的过程，越到后期下降的速率会越大，将逐渐达到年下降3.0%~3.5%的水平，其中单位GDP能源强度年下降率要超过2%，单位能耗的CO2强度年下降率要超过1%，才能使CO2排放达到峰值。但总体而言，为使全球CO2排放早日达到峰值，全球单位GDP的CO2强度年下降率要尽快达到3%以上。如果实现控制温升2℃的目标，到2050年全球CO2排放需比峰值水平减排50%以上，那么全球CO2排放量在达到峰值后需以年均2%~3%的速度下降，在保障GDP持续增长的前提下，相应单位GDP的CO2强度年下降率则需提高到5%~6%。因此，协调经济发展与碳减排的双重目标，需尽快把全球GDP的CO2强度年下降率提高到3%~4%，并逐步加大，这也是落实《巴黎协定》的紧迫任务。
《巴黎协定》的实施将促进全球低碳转型的进程，并将以全球集体盘点方式不断促进各国加大力度。协定还要求各国在2020年前制定并提交到21世纪中叶温室气体低排放战略，以共同努力实现全球长期减排目标。全球21世纪下半叶实现净零排放意味着化石能源时代的终结，形成以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和核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使能源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CO2排放趋近于零。这将极大促进能源体系革命性变革的趋势，也将成为各国低碳经济转型的关键着力点，成为各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各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从而提升国家经济技术竞争力，也将成为促进各国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强大驱动力。
《巴黎协定》对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制度安排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新的机制和新的日程，其规则的细化尚待在后续谈判中解决，例如发达国家每年1000亿美元资金的筹措方式、进度及使用，全球集体盘点的内容、方式及结果的应用等问题，均需进一步细化和落实。当前各方都在加强对协定相关条款的解读，评价其可能的影响，研究实施方案和谈判对策。对《巴黎协定》的实施，各方仍会存在分歧、存在矛盾，都需要在公约和协定的指导下，在谈判中逐渐解决，促进协定的有效实施。
二、 全球政治体制所带来的新动向及影响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17年3月28日签署了一项名为“促进能源独立和经济增长”的行政令The White House, 2017a. Presidential Executive Order on Promoting Energy Independence and Economic Growth. Washington, D.C.。该行政令指示美国环保署“暂缓、修改或废除”针对现有发电厂的排放限制规定，同时解除联邦土地煤炭开采租赁的临时禁令以及石油、天然气和页岩气开采的相关限制。其核心目标是撤回奥巴马政府2015年推出的《清洁电力计划》。《清洁电力计划》要求到2030年美国发电厂碳排放目标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32%，是美国兑现《巴黎协定》承诺的重要途径之一。
尽管该行政令的签署意味着美国国内启动了对原奥巴马气候变化政策的“暂缓、修改或废除”过程，但其不可能逆转美国的碳排放量下降的趋势。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美国政策的修订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法律过程，特朗普政策变动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二是与美国联邦政策的不确定性相比，美国较多的州和城市Hess H. Clean Power Plan: States vow to defend rule［N］. E&E News, 20170328.以及能源企业Pyper J. Utilities are bullish on solar, down on coal despite Clean Power Plan rollback［N］. Greentech Media, 20170329.承诺将继续实施《清洁电力计划》、车用燃料能效标准（加州）或其他清洁能源及气候行动计划。三是无法阻挡的市场驱动因素的影响。清洁电力装置近几年在美国快速发展，2016年在新增电力装机中占有最大份额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Renewable generation capacity expected to account for most 2016 capacity additions, 2017，且今后几年仍将维持该趋势。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在《巴黎协定》中承诺的不作为以及对化石燃料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废除《清洁电力计划》，不仅使美国本国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难以实现，也为沙特、卡塔尔等一些迫于国际舆论压力而签署《巴黎协定》的国家提供了不履约的理由。
特朗普就任后所主张的气候变化政策将会产生“特朗普效应”，即相对奥巴马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美国的自主决定贡献力度减弱。由图11Lisa Luna, Niklas Hhne, Bill Hare, Yvonne Deng, Kornelis Blok. Trumps climate policies would see US climate action rating drop from “medium” to “inadequate”. March 31, 2017.可见，特朗普签署的“促进能源独立和经济增长”的行政令，将使美国在2025年和2030年的CO2排放维持在现有水平，无法实现奥巴马政府在自主决定贡献中提出的相对2014年减排14%的目标。取消气候行动计划意味着美国的碳排放水平将超过其《巴黎协定》目标（黑框）。
图11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特朗普效应
(资料来源： www.climateactiontracker.org/Climate Analytics/Ecofys/NewClimate.)
第三节巴黎协定后我国低碳发展的目标与政策〖1〗一、 实现CO2排放达到峰值目标，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转折点2014年11月APEC会后，中美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了各自2020年后的减排目标。中国提出到2030年前后CO2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到峰值，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构成中比重达20%左右。这是我国统筹自身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决策，是一个十分积极和具有挑战性的目标，该目标的实施将有力推进我国的能源革命和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
0巴黎协定后中国绿色发展的若干问题思考第一章巴黎协定后我国绿色发展的趋势及应对0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的转折时期，GDP增速将由过去30年间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变为7%左右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经济增长将从单纯注重GDP增长速度和规模转变为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将从传统资源依赖型粗放扩张的高碳发展方式，转向创新驱动型内涵提高的低碳发展路径，从而突破日趋强化的资源和环境制约，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当前确立2030年前后CO2排放达到峰值的目标，将成为我国推进能源革命、突破资源环境制约、促进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的综合目标和关键着力点，同时也展现了我国应对全球环境危机积极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将有力推进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我国2030年前后CO2排放达到峰值，意味着化石能源消费总体上要达到峰值，其后随经济社会发展，能源消费的增长则主要依靠增加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应量，并使化石能源消费逐渐呈下降趋势。这一目标的实现也意味着国内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严峻形势的根本扭转，对国内国际都有重要意义。
我国到2030年前后CO2排放达到峰值，在发展阶段上要早于发达国家CO2排放达到峰值时的发展水平，需比发达国家付出更大的努力。CO2排放达到峰值的必要条件是单位GDP的CO2强度年下降率大于GDP的年增长率。因此，发达国家CO2排放达到峰值均出现在已完成现代化的后工业化社会，经济增速缓慢，GDP增长一般不高于3%，基本是内涵式增长，没有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产能的扩张，能源需求趋于饱和，此时即使单位GDP碳强度下降率为2％～3%，也有可能使CO2排放达到峰值。欧盟国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峰值，美国较晚，2005年才达到峰值，日本也是在2005—2007年才达到峰值。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经济社会仍需持续较快发展，2030年前后GDP潜在增长率仍不低于4%～5%，实现CO2排放达到峰值必须使单位GDP碳强度年下降率达4%～5%，将远高于发达国家达到峰值时GDP碳强度的下降水平，所以我国比发达国家在更早的发展阶段达到峰值会有更大难度。
二、 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非化石能源比例，是推进能源低
碳转型、减缓CO2排放的重要对策我国能源构成以煤炭为主，其比重长期为70%左右，而世界能源构成中煤炭比重不到20%，从而造成我国单位能耗的CO2排放因子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0%以上，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高30%以上。当前我国CO2排放量已占世界的1/4以上，2005—2015年排放增长量占世界增量的60%以上，2015年人均CO2排放量约达6.7吨，已接近部分欧洲国家的水平。我国当前工业化阶段重化工业比重高的产业特征，以及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特点，使单位GDP能耗高，CO2排放强度大，约为发达国家的3～4倍，提高单位能源和单位CO2排放的产出效益仍有较大空间和潜力。
我国可再生能源、核能发展迅速，比重持续增加。2005—2015年，非化石能源供应量翻了一番多，年均增速约10%，远高于同期能源总消费量6%的增速。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也由6.8%上升到11.8%(见表11)。我国可再生能源年均增长速度和增长量均居世界前列。我国当前可再生能源电力投资规模和新增容量均已超过煤电，并呈持续快速增长的趋势。2015年，我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创历史最高水平，非化石能源发电投资占电源总投资的比重为70.45%；全年新增发电装机容量中，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为50.12%。中电联，2016中国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表12比较了我国和美国的非化石能源发展。但由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基数仍较低，其快速增长的供应量仍不能满足能源总需求的增长，煤炭消费量2005—2013年仍增长了48%。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及持续的能源结构调整，我国煤炭消费量过快的增长趋势得到暂时控制。但尽管这样，我国调整能源结构、控制煤炭消费量增长仍面临艰巨任务。表11一次能源构成比较（2015年）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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