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美国问题的政策研究，历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曾于1999—2000年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2003—2004年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做访问学者，目前主要从事美国外交、中美关系、亚太安全、台湾问题、中国外交等领域的研究。著有《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中美亚太共处之道：中国·美国与第三方》等著作，在各类学术期刊及主流媒体发表相关文章百余篇。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毋庸置疑，当前的世界秩序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基辛格博士指出，当今的国际体系正在经历四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与美国作为本轮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推力，两国关系的“阴晴表”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着世界新秩序的重构。

　　中美当前处在怎样的大时代，面临怎样的大格局变迁？中国为什么要自信？中国该如何选择？从1914年到2014年，百年世界变迁如何重塑世界格局？中国未来30年，该如何规划？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又该从何构建，并如何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

　　在本书中，中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清晰地阐述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历史及未来趋势，并谏言构建新型中美关系的可行路径。同时，他系统地剖析了中国应对国际关系格局变迁的外交智慧。

　　作者认为，当前的国际体系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正在经历一次革新：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一战”后华盛顿—凡尔赛体系以至“二战”后雅尔塔体系，再到冷战后漫长过渡式“后后冷战时代”，国际秩序正面临着第四次历史性变迁，我们正见证一个新型的、由中美主导的国际体系的重构。

　　“治大国，若烹小鲜。”同样，驾驭大国关系既需要纵横捭阖的高超智慧，也需要看透数百年的社会更迭与变迁。从大的方面说，《四百年未有之变局》阐述的是国家的智慧，从小的方面说，它可以重塑你的国家观、世界观和全局观。

　　中美关系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世界秩序。尽管本书的内容并非无可挑剔，却是作者就此问题力求发出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立场的力作，值得一读。

　　——戴秉国

　　原国务委员

　　袁鹏纵论世界秩序、评点中美关系，带有中国特色却不失客观理性，颇能给人启发，值得一读。

　　——陆克文

　　澳大利亚前总理

　　中国和美国都是当今世界的重要国家，然而两国的历史文化、现实基础均存在着巨大差异。作为中国人、中国学者究竟应该如何看美国，如何看中美关系的未来，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客观而独到的视角。

　　——季志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袁鹏清醒、客观、全面、深入浅出地描述了当代美国对外政策和中美关系，既诊断了“病灶”，又开出了“药方”，提供了慎思中国对外战略的基础。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四百年未有之变局》是袁鹏深入思考、潜心治学的一部力作。作者纵览近代历史进程，审视国际格局变幻，聚焦中美关系起伏，展望世界秩序走向。全书有叙有论，点面结合，由表及里，综合平衡，不仅“以文会友”贡献学界，亦可为外交决策参考。

　　——苏格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第一章 新时空：第四次历史变迁

　　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华盛顿—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之后，世界正在经历近四百年来第四次历史巨变，国际政治经济正步入新的时空。这场巨变起自何时？经历如何？主要特征又是什么？冷战终结之后一般而言，如果延续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华盛顿—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这样一种时间脉络，那么新一轮体系的变迁似乎应该以冷战的终结为标志。冷战何时终结？ 1989 年柏林墙的坍塌和东欧剧变是标志性的事件，但冷战真正的终结是以1991 年12 月25 日苏联的解体为标志。对于苏联解体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中国迄今研究得并不彻底。一个偌大的苏联帝国，倏忽间坍塌，不仅苏联自身措手不及，中国也百思不得其解。而在当年，如何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避免历史性悲剧在中国上演，尽管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政治话题，但实际上多停留在高层官员和部分学者的小圈子内，没有在全中国范围内甚至没有在全体中共党员内展开全国性、历史性、全面性的深刻反思和研究。而到今天，随着时空领域的变化以及中国自身的发展，对这场事件的认识必然会打上新的时代烙印，从而离真相越来越远。随着包括叶利钦在内的许多亲历者先后离去，对苏联解体之谜的破解恐怕只能留给历史学家了。然而不管怎么说，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了。随后，美国学者弗朗西斯· 福山自信满满地宣称“历史已经终结了”；美国总统乔治· 布什迫不及待地要打造“世界新秩序”。但冷战的结束似乎并不自动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因为冷战虽然结束，但冷战遗迹依然残存，甚至借尸还魂，逆势生长。欧洲的北约东扩、亚洲的美日同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升级换代，内涵和外延都在变化。苏联虽然解体，但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并没有泯灭帝国梦，美国、欧洲对俄罗斯还是一千个不放心。美苏冷战虽然终结，但美俄之间的战略较量、战略博弈依然深刻难解。欧洲的冷战虽然告一段落，但亚洲的冷战没有结束，朝鲜半岛、台湾海峡这些因冷战而人为割裂的现实没有改变。更重要的是，一度令西方欢欣鼓舞的“自由资本主义+西式民主”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迅速发展和广大伊斯兰世界的复兴而没有成为“普世价值”，“历史并未终结”。意识形态的冲突、较量或明或暗，依然像幽灵一样在这个世界徘徊；结盟政治、集团政治等冷战式行为仍然很有市场；军备竞赛变相轮番上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之势甚至比冷战时期犹有过之。因此人们总说，这个时代依然充满着形形色色的“冷战思维”。国际战略家们于是小心翼翼地选择了一个词—“后冷战”—来界说冷战后的时代，无非是想表明，冷战和后冷战之间绝不会因为苏东阵营的解体而一夜之间冰火两重天。此后，虽然围绕如何给新时代定性问题的讨论在国内外从未中绝，但“后冷战”的提法并未遭遇大的挑战。不过，随着新世纪的来临，特别是20 世纪最后一场战争—科索沃战争的打响，人们已不能满足于继续沿用“后冷战时代”这个明显带有过渡性质的说法来界说或观察冷战结束10 年后的现实。1999—2000 年间，无独有偶，中国与美国分别展开了一场关于时代问题的大讨论。由于“炸馆”阴影的笼罩，中国的讨论主要围绕“和平与发展”是否仍是时代主题、国际战略格局究竟是“单极还是多极”、世界主要矛盾是否是“称霸与反霸”等传统命题展开。1 其中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的论战，激烈程度几近剑拔弩张。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一些中国学者曾提出过“新冷战”的概念，但昙花一现，未流行开来。相较中国而言，美国人的讨论更为多元化，除纯学者外，大企业家、金融巨头、媒体精英乃至政要也都参与其中，提出所谓“美国全球科技霸权时代”“信息革命时代”“新中世纪时代”“模糊和不确定的时代”“资本主宰世界和平的时代”等不一而足的观点。2 有意思的是，尽管中美双方是在不同的语境、背景中探讨问题，却都没能给“新的时代”一个为人普遍接受的说法。但这种讨论绝非学者的庸人自扰，恰恰反映出特定的“时代观”具有的重大战略导向和政策指针意义。对于时代的不同理解必然生成不同的秩序观、世界观、战略观，进而直接影响一国内外政策的制定。在学者们关于时代问题大讨论的基础上，各国政府显然也从不同角度给时代定下对国家发展战略具有指导意义的基调。仍以中美两国为例。中国官方的经典定位是“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但出现了新的不稳定因素”。3“进入新世纪，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 4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国，则选择用一个超越“冷战”观的“全球化”概括其所面临的时代，而不是继续纠缠于“冷战”概念。因此，“全球化时代”这一时代观是世纪之交美国出笼的几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理论指导，也几乎就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克林顿政府外交理念的浓缩，即美国如何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利用其独特领先优势最大限度地维持“一超独霸”地位。5 体现在政策执行层面，即是更强调大国依存与国际合作，更看重经济安全和非传统威胁，更偏向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更爱用接触而非遏制，也更注重全球治理。受美国这种“全球化”时代观的影响，世界主要国家也多从全球化相互依存角度思考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整个世界似乎呈现出某种“告别冷战”旧时代，迈向全球化新时代的气象。正当其时，2001年“9·11”事件突发。“9·11”事件使得人们更加严肃地思考，这个世界是否真的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尤其是美国突然放下身段，降低美中、美俄战略博弈的调门，高举国际反恐联盟大旗，试图营造一个全球合作反恐的新局面。而各大国也积极回应，放下私怨，集中精力合作反恐。一时间，反恐怖、反扩散、反贫困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美关系迎来了新机遇，俄美关系似乎也柳暗花明。“全球反恐时代”“大国合作时代”“后‘9·11’时代”等各种解读不一而足。“后后冷战时代”的来临在这种背景下，与克林顿执政理念不同、支撑力量不同、核心班子成员背景不同的小布什新政府，发明了一个新的概念—“后后冷战时代”。根据时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理查德· 哈斯的解释，“后后冷战时代”是“以美国居主导地位、大国冲突的概率很低、民主和市场经济得以扩展等一系列现实所定义的时代，也是一个区域冲突不断、贫困持续蔓延、全球化的益处不能被广泛共享和跨国性挑战不断增加的时代，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跨国性挑战与仍然重要的传统性问题相互交错的时代”。6 这段文字可谓内涵丰富。综合布什政要的言论看，“后后冷战时代”的出笼主要基于两个标准：一是“9·11” 事件对美国对外战略及国际政治基本结构的撼动；二是美俄关系变化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在“后冷战时代”之前再加一个“后”字，其“新”处有三。其一，“后冷战时代”以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的过渡期基本结束。赖斯说：“‘9·11’ 事件撼动了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国际体系在苏联解体后一直动荡不因此人们总说，这个时代依然充满着形形色色的“冷战思维”。国际战略家们于是小心翼翼地选择了一个词—“后冷战”—来界说冷战后的时代，无非是想表明，冷战和后冷战之间绝不会因为苏东阵营的解体而一夜之间冰火两重天。此后，虽然围绕如何给新时代定性问题的讨论在国内外从未中绝，但“后冷战”的提法并未遭遇大的挑战。不过，随着新世纪的来临，特别是20 世纪最后一场战争—科索沃战争的打响，人们已不能满足于继续沿用“后冷战时代”这个明显带有过渡性质的说法来界说或观察冷战结束10 年后的现实。1999—2000 年间，无独有偶，中国与美国分别展开了一场关于时代问题的大讨论。由于“炸馆”阴影的笼罩，中国的讨论主要围绕“和平与发展”是否仍是时代主题、国际战略格局究竟是“单极还是多极”、世界主要矛盾是否是“称霸与反霸”等传统命题展开。1 其中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的论战，激烈程度几近剑拔弩张。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一些中国学者曾提出过“新冷战”的概念，但昙花一现，未流行开来。

　　相较中国而言，美国人的讨论更为多元化，除纯学者外，大企业家、金融巨头、媒体精英乃至政要也都参与其中，提出所谓“美国全球科技霸权时代”“信息革命时代”“新中世纪时代”“模糊和不确定的时代”“资本主宰世界和平的时代”等不一而足的观点。2 有意思的是，尽管中美双方是在不同的语境、背景中探讨问题，却都没能给“新的时代”一个为人普遍接受的说法。但这种讨论绝非学者的庸人自扰，恰恰反映出特定的“时代观”具有的重大战略导向和政策指针意义。对于时代的不同理解必然生成不同的秩序观、世界观、战略观，进而直接影响一国内外政策的制定。在学者们关于时代问题大讨论的基础上，各国政府显然也从不同角度给时代定下对国家发展战略具有指导意义的基调。仍以中美两国为例。中国官方的经典定位是“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但出现了新的不稳定因素”。3“进入新世纪，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 4

　　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国，则选择用一个超越“冷战”观的“全球化”概括其所面临的时代，而不是继续纠缠于“冷战”概念。因此，“全球化时代”这一时代观是世纪之交美国出笼的几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理论指导，也几乎就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克林顿政府外交理念的浓缩，即美国如何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利用其独特领先优势最大限度地维持“一超独霸”地位。5 体现在政策执行层面，即是更强调大国依存与国际合作，更看重经济安全和非传统威胁，更偏向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更爱用接触而非遏制，也更注重全球治理。受美国这种“全球化”时代观的影响，世界主要国家也多从全球化相互依存角度思考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整个世界似乎呈现出某种“告别冷战”旧时代，迈向全球化新时代的气象。

　　正当其时，2001 年“9·11”事件突发。“9·11”事件使得人们更加严肃地思考，这个世界是否真的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尤其是美国突然放下身段，降低美中、美俄战略博弈的调门，高举国际反恐联盟大旗，试图营造一个全球合作反恐的新局面。而各大国也积极回应，放下私怨，集中精力合作反恐。一时间，反恐怖、反扩散、反贫困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美关系迎来了新机遇，俄美关系似乎也柳暗花明。“全球反恐时代”“大国合作时代”“后‘9·11’时代”等各种解读不一而足。

　　“后后冷战时代”的来临

　　在这种背景下，与克林顿执政理念不同、支撑力量不同、核心班子成员背景不同的小布什新政府，发明了一个新的概念—“后后冷战时代”。根据时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理查德· 哈斯的解释，“后后冷战时代”是“以美国居主导地位、大国冲突的概率很低、民主和市场经济得以扩展等一系列现实所定义的时代，也是一个区域冲突不断、贫困持续蔓延、全球化的益处不能被广泛共享和跨国性挑战不断增加的时代，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跨国性挑战与仍然重要的传统性问题相互交错的时代”。6 这段文字可谓内涵丰富。综合布什政要的言论看，“后后冷战时代”的出笼主要基于两个标准：一是“9·11” 事件对美国对外战略及国际政治基本结构的撼动；二是美俄关系变化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在“后冷战时代”之前再加一个“后”字，其“新”处有三。

　　其一，“后冷战时代”以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的过渡期基本结束。赖斯说：“‘9·11’ 事件撼动了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国际体系在苏联解体后一直动荡不因此人们总说，这个时代依然充满着形形色色的“冷战思维”。国际战略家们于是小心翼翼地选择了一个词—“后冷战”—来界说冷战后的时代，无非是想表明，冷战和后冷战之间绝不会因为苏东阵营的解体而一夜之间冰火两重天。此后，虽然围绕如何给新时代定性问题的讨论在国内外从未中绝，但“后冷战”的提法并未遭遇大的挑战。不过，随着新世纪的来临，特别是20 世纪最后一场战争—科索沃战争的打响，人们已不能满足于继续沿用“后冷战时代”这个明显带有过渡性质的说法来界说或观察冷战结束10 年后的现实。1999—2000 年间，无独有偶，中国与美国分别展开了一场关于时代问题的因此人们总说，这个时代依然充满着形形色色的“冷战思维”。国际战略家们于是小心翼翼地选择了一个词—“后冷战”—来界说冷战后的时代，无非是想表明，冷战和后冷战之间绝不会因为苏东阵营的解体而一夜之间冰火两重天。此后，虽然围绕如何给新时代定性问题的讨论在国内外从未中绝，但“后冷战”的提法并未遭遇大的挑战。不过，随着新世纪的来临，特别是20 世纪最后一场战争—科索沃战争的打响，人们已不能满足于继续沿用“后冷战时代”这个明显带有过渡性质的说法来界说或观察冷战结束10 年后的现实。1999—2000 年间，无独有偶，中国与美国分别展开了一场关于时代问题的因此人们总说，这个时代依然充满着形形色色的“冷战思维”。国际战略家们于是小心翼翼地选择了一个词—“后冷战”—来界说冷战后的时代，无非是想表明，冷战和后冷战之间绝不会因为苏东阵营的解体而一夜之间冰火两重天。此后，虽然围绕如何给新时代定性问题的讨论在国内外从未中绝，但“后冷战”的提法并未遭遇大的挑战。不过，随着新世纪的来临，特别是20 世纪最后一场战争—科索沃战争的打响，人们已不能满足于继续沿用“后冷战时代”这个明显带有过渡性质的说法来界说或观察冷战结束10 年后的现实。1999—2000 年间，无独有偶，中国与美国分别展开了一场关于时代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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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第一部分

四百年未有之变局

第一章

新时空：第四次历史变迁

冷战终结之后

“后后冷战时代”的来临

2008年登场

新时代特征

否极泰来还是走向深渊？

第二章

春江水暖鸭先知：美国的应对

美国人眼中的世界主要矛盾

西方政要的新时代观和战略选择

美国的思考

奥巴马的应对

第三章

中国为什么要自信？

历史再次考验中国

从历史上看，中国当前战略处境并不差

从全面看，中国的日子更好过

辩证地看，中国战略机遇期并未终结

从发展上看，中国真正的挑战在哪里？

中国的角色与定位

第二部分

赶超与被赶超

第四章

身在巅峰：美国为何强大？

对美国实力地位的不同认知

美国实力之基

第五章

“一超”难霸：美国的新处境

经济实力与经济霸权

“结构性衰弱”

奥巴马“新政”与美国霸权前景

第六章

“老大”的背后：中国算老几？

美国还是“一超”吗？

美国“十五力”

关于中国崛起

中国如何当“老二”

中国外交需谨防大战略失误

第三部分 战略谋划

第七章

美国要改造世界？

转型国家与美国的战略

“失败国家”与美国的解决模式

美国的反恐不归路

“埃及变天”与美国的应对

利比亚战事与奥巴马的心思

第八章

奥巴马：太平洋总统？

两洋战略与重心东移

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四防”

奥巴马的“再平衡”

福祸相倚？

第九章

变与不变：美国对华战略轨迹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认知

对华战略“三部曲”

美国对台政策

第十章

“鹰”“熊”对决：美国对俄战略

美国对俄战略的四项依据

目标与框架

战略的反复

“三管齐下”新战略

“乌克兰危机”与美对俄政策失序

第十一章

阴谋还是阳谋：美国应对中美变局的尝试

美国对华战略的迷思

“战略保证”的提出及意义

“战略保证”论的缺失与内在矛盾性

中美战略关系的前景

第十二章

大战略：规划中国未来30年

战略目标与战略环境

战略理念

五个“五位一体”

大战略布局

中国战略需要处理的十大关系

第四部分：迈向新型大国关系

第十三章

中美关系“新常态”

中美关系的基本结构

基本规律：起伏不定，螺旋上升

历史经验

“反常态”？

新常态

变化的原因

第十四章

亚太共处：中美关系试验场

亚太百年变局

中美战略博弈成主线

中美亚太共处的可能性

中美亚太共处路线图

第十五章

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的背景

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

新型大国关系能否实现？

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任重道远

从求同存异到聚同化异

第十六章

中国再出发：中国新一轮改革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再出发

历史的启迪

中美关系部分质变

路在脚下

结语 世界新秩序：中美合作，天下太平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