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推进中的学术与理论求诉
冯绍雷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因其涉及面之广、动员力量之多、所产生效用之深远，其实施的思想理论基础不能是对任何现成书本知识的重复，更不可能只是对任何国外经验的简单照抄照搬，而是需要更高层次的学术与理论的创造性构建。如何进一步阐述“一带一路”构想的深层次动因和内涵，如何切实地讲清道理来推动“一带一路”真正有效落实，如何诠释和前瞻这一构想的实施将会引发的长远影响，这是本文尝试回答的一系列问题。作者从“一带一路”构想形成的国际国内背景、国际政治经济思想视野下的“一带一路”问题、“一带一路”的空间认知、世界历史多样化进程中的主体性观念构建等等四个方面，详细论述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所蕴含和所要求的学术和理论构建问题。“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大工程”，需要动员更多学科领域参与到这场更深层次的学术大讨论。
关键词：一带一路理论建构中国外交
“一带一路”无论是作为中国新时期经济发展与合作的一种战略，还是作为参与构建未来国际体制的一种尝试和实践，都正在彰显它的巨大的影响力。从笔者阅读过的上百篇有关这一问题的国内外各界的分析文章，以及从一开始就参加过的很多次对这一问题的国内、国际学术研讨来看，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正在逐步走向深入。这种逐步深化的探讨不光对于“一带一路”的推进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各个相关的学科门类而言，也是一次在实践中验证和在思辨中创新的难得机会。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实施近三年的实践表明，其涉及面之广、动员力量之多、所产生效用之深远，不言而喻。对于这样一个将会长期执行的战略构想而言，所要求的肯定远不止是一般知识与信息，而是需要更高层次的学术与理论的创造性构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构想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出了一个大题目，那就是：在大规模推进了有关宣传与动员之后，如何进一步阐述“一带一路”构想的深层次动因和内涵，如何切实地讲清道理，推动“一带一路”真正有效落实，如何诠释和前瞻这一构想的实施将会引发的长远影响，显然，这些都已经成为研究界的紧迫课题。
从执行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成功实施的前景，不光取决于坚定的政治意志，显然还取决于将这一构想在理论上加以锤炼提升的系统性准备。经验告诉我们，周全而有力的行动，往往取决于是否具备理论的合宜性。实践表明，当代条件下任何国家大规模对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实践，都不能脱离健全而活跃的学术与思想的支持与引领。如若失却了严肃认真的学术和理论考量与铺垫，不能够设想任何这样的宏大战略会有顺利的进展。
作为当代中国最为重大的一项对外战略所应有的思想理论基础，不可能是对任何现成书本知识的重复，更不可能只是对任何国外经验的简单照抄照搬。当前的一个严峻现实是，“一带一路”推进的实践，已远远地走到学术与理论的前面，在向各个领域的学问家们叩动门环，要求人们能够交出既洞悉事态、合乎时宜；又基于学理、具有远见的答卷。
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一带一路”这一命题本身所蕴含的学术与理论内容这一角度，观照正迅速推进的行动过程，进一步展开各学科参与的深层次探讨，以深化对这一当代重大问题的认知。本文初步从“一带一路”构想形成的国际国内背景、国际政治经济思想视野下的“一带一路”问题、“一带一路”的空间认知、世界历史多样化进程中的主体性观念构建等等这样几个方面，来谈谈“一带一路”本身所蕴含和所要求的学术和理论构建问题。
一、“一带一路”构想形成的国际国内背景
总体上说，无论是新世纪初期的宏观国际环境，还是中国国内的发展改革进程的演进，都是推动“一带一路”构想形成的重要背景。因此，从探究“一带一路”的多方面动因的角度来观察其蕴含的潜能，同时也思考这一宏大进程可能会遭逢的复杂挑战，这是从学理的角度深化对于“一带一路”认知的一个首先面临的问题。
首先来看新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国际环境的变化。
其一，冷战终结后整个二十多年国际关系的演进，大体可以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为界，划为前后两个阶段。1989—1991年直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可称为冷战后国际关系的第一阶段。与之相比，作为冷战后第二阶段的国际关系，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了许多新的结构性变化。从外部变化看，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发生后，欧美主导下的世界经济无力监控危机；与此同时，G20集团出现，金砖国家加强合作，新兴国家影响力在艰难挑战中上升。同时，在欧亚地区、中东北非等地区一系列“革命”引起巨大动荡，即使不提今天遍布欧洲的难民潮，仅就英国脱欧而言，也充分表现出西方国家有心推动“革命”，却无力掌控“革命后”局势的难堪局面。这一连串变化，表明冷战后的格局已从西方高歌凯旋、对世界事务具有垄断性地位的局面开始逐渐衰退。尽管，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霸权国家，但是，一个更加多元化的世界正在出现。“一带一路”构想正是顺应这一历史潮流的变化而产生。
其二，全球化进程在取得前所未有进步之后，也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抵制、抗争、重组，陷入一个复杂的局面。(1)WTO等全球多边贸易和金融体制在多年来推动发展之后，新世纪以来，除了个别领域有所进展之外，总体上陷于停滞不前。与前三十年的情况正好相反，目前全球贸易增长罕见地落后于GDP的增长，全球自由贸易正变为保护主义大行其道的所谓“公平贸易”。(2)信息革命取得了巨大进展，却在如何平衡传统管理模式和超越国界、超越法权、超越个人隐私的巨大信息流量冲击的这两者之间，正发生着尖锐的碰撞。(3)大众商品和资源能源价格的起落，既表明商品与资源的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越来越紧密关联，全球经济互不可分，但需求的跌落，也充分地显示出深刻的结构性矛盾。(4)全球化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的扩大，正越来越引起横跨东西方的普遍不满，从而成为一系列动荡的根源。(5)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实是，尽管几十年全球化进程提供了多样化的巨大发展机遇，但全世界依然只能够紧盯着美联储的何时准备加息；美元依旧呼风唤雨，不光使工业国家，尤其使开放中新兴国家担心加息对自身经济所带来的巨大冲击。(6)亚投行建立，成为国际投融资体系中的一个新的重要补充；人民币正式成为IMF篮子货币第五位新成员，为未来国际金融体制变化注入活力；但是，人民币的国际化水平与能力依然需要加强与提升。可预见的是，“一带一路”构想来自于曾经受惠于全球化的中国，因此，即使当“一带一路”构想降生的时刻，全球化进程遭逢挑战，但是，中国将会为继续推进全球化，提供交往的通道与动力。
其三，全球层面的竞争与合作正转入地区，地区层面的态势正在成为国际博弈一个聚焦点。其一，从安全领域来看，奥巴马调整战略，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撤军，这一举措能否确保这些地区多年来的冲突地带转危为安，始终引起人们关注。事实表明，这两个地方形势的持续动荡尚未平息，反而冒出了伊斯兰国的怪物，成为地区矛盾错综交叉而难以克服的突出例证。其二，其余各个力量中心——欧盟、俄罗斯、中国的周边地区几乎同时出现纷争局势，这说明现有国际体制对于地区的控制正表现出力不从心。其三，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为主导、“高层次市场合作”为基础、明显带有地域分割性质的区域合作组织的构建，正在加快步伐。无论是TPP，还是TTIP，尽管其过程本身面临重重争议，但毫无疑问，TPP的出现，将会对现有各地区多边和双边经济合作框架，形成程度不等的挑战，在引领中过程加以分化。显然，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将以地区为基点，围绕区域间、区域内不同的合作模式展开激烈的竞争。正是在这样的前有阻隔(TPP、TTIP)、后有追兵(除中国之外的一大批新兴国家和新兴市场作为竞争者纷纷出现)的紧迫形势之下，“一带一路”努力探索以一种全新姿态介入地区和跨地区经济过程，期待通过互联互通，贯通欧亚，连接大洋，为地区和跨地区合作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从“一带一路”产生国内背景来讲，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观察。
将近30年保持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当前的下降，是在国际与国内经济均处于下行周期、中国的国内经济结构实行深刻转型的背景下发生的。虽然遇到了巨大挑战，中国经济发展依然保持着总体平稳。2015年GDP依然保持接近于7％左右的增长，这意味着中国一年就增长七八千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经济总量。英国《经济学人》最新商业报告的结论：预计到2025年之前，中国仍将保持6％—7％的增长率；中国私营企业占据整个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二，承担了90％的出口任务，其巨大活力将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StillmadeinChina.Chinesemanufacturingremainssecondtonone，”TheEconomist,Sep.12th.2015.按照这一发展速度，根据已经设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2020年是非常有希望实现的。这个目标实现之时，人均GDP比2010年翻一番，比2000年翻两番。到那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近17万亿美元。在这一背景之下，习近平主席本人已多次表示，未来五年，预计中国将进口五万亿美元商品，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5亿人口。《习近平在中美省州长论坛上的讲话》，2015年9月23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509/23/c_1116653149.htm。上述总体背景，乃是“一带一路”战略最为关键的国内动因之一。所以“一带一路”构想的发起，远远不止于解决外储过多和产能问题这样一类的具体问题，而是包含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结构性变化等诸多宏观因素的一项战略构想。
其次，体制改革——这是“一带一路”形成过程中另一重要背景。与冷战结束以来前苏联地区国家体制转型过程相仿，大体上，中国也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中国从文革后的70年代末开始(前苏联地区国家则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这是个以学习欧美国家为主流的自由主义导向的转型过程，这里包括人们所熟悉的私有化、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等等内容。第二个阶段，大体从新世纪初前后开始，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和国力的提升，对前一阶段的自由主义路线所带来的结果进行调整和修正的阶段。在中、俄、哈萨克斯坦等欧亚国家出现了相类似的走向：随经济发展而来的国家实力增长、国有部门在国民经济中作用的抬升，在内外事务中国家主体性的凸显等等，包括本国经济在海外的不同程度扩展。与前一阶段相比，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得到了加强。
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至乌克兰危机发生，以及全球和地区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中国和其他转型国家有可能不同程度上开始进入一个新的转型阶段：一方面，坚持加强国家宏观主导和调控作用。事实证明，若无强大国家支撑，无论改革，还是现代化进程都难以为继。但是，在此同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对于真正改革的要求正在重新凸显。无论有多大困难，改革的大势正在迫近。
逻辑上说，这有可能是既承袭以往、又有所不同的一个新阶段的来临。从现有转型国家来看，哈萨克斯坦总统提前大选之后就已认真准备和推进五个领域的全方位改革，力图把强大国家和改革开放目标相结合；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精英正深入思考“危机政治经济学”式的推进，也即，力求化危机为转机，以改革探寻生存和发展之途；普京2016年6月17日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对于能源依附模式能量近乎耗尽的说明是又一证明；中国在习近平、李克强的主政之下，既加强国家建构，凝聚国民共识，同时也切实要求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减少政府干预，厉行简政放权，这都表现出一种“新常态”下的改革脉动。
实事求是地看，既加强国家调控，又要发挥市场和社会力量，要同时在这两方面推进，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各国内部发展战略的协调和均衡，其中非常必要的一步，乃是相关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营造良好国际环境，以避免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问题外溢”；而且，要力争以“开放式的倒逼”——不仅向西方国家开放、也向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开放；不仅向亚太大洋地区开放、也向欧亚大陆纵深地带开放——来推动进一步的改革。显然，上述对于改革和发展的新要求，将会是“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一个关键方面。虽然一定带来新挑战，但也非常可能成为推进“一带一路”的动力。
概括一下，新世纪初内外环境中有若干基本态势在引导和铺垫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形成与实施：其一，冷战后的国际关系进入第二阶段，标志着一个霸权和纷乱局势并存，但是愈益多元化的国际力量格局正趋于形成，这是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重要的国际环境的前提；其二，全球化进程受阻，地区层面成为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聚焦之点，客观上使得无论是在周边地区、还是在欧亚大陆和太平洋、印度洋地区，中国都须以新的方式参与合作与竞争，既继续推动全球化，同时也确保地区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构想乃是不二的选择；其三，中国成长模式和它的强劲潜能，是“一带一路”的巨大动力；同时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这决定了“一带一路”虽然总体上还并不是以高市场标准和高技术引领的、仅仅是居中水平的跨区域合作，但是，这一发展路径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现实，能够循序渐进地为未来更高水平的发展，做好扎实铺垫；其四，经历了二战后、特别是冷战终结之后国际社会所经历的几波现代化与体制改革的高潮，人们既体验到了改革带来的进步与效益，也积聚了改革所伴生的问题。这一背景要求“一带一路”的实施必须以改革和发展并重、以本土原则和对外开放相结合、坚持以学习先进和尊重多样化文明为基本取向，这才有可能保持这一战略持续推进的生命力。
总之，驱动“一带一路”的国内、国际背景内涵丰富复杂。因此，既需要阐弘发微，发掘其间宝贵的思想资产，也需要去雾廓清，排除干扰。这是推进“一带一路”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而要处理好这一环节，必须借重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已有积累，使得“一带一路”构想能够得到当代严肃的思想学术成果的强劲辅佐。目前问题可能在于，不难理解“一带一路”需要有学术理论思想对之加以阐述、提升、支撑，但是，是怎样的一种知识结构才能与“一带一路”构想相匹配，有哪一些学科互相组合才能够成为“一带一路”构想的理论与学术基础，以及通过怎样的路径才能够比较有效建构起“一带一路”的研究工作范式？当我们在推进这一项前所未有的宏大规划时，这些显然是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