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作者张忠民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市首批领军人才,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经济史、上海经济史,以及中国企业史和企业制度史。在海内外经济史学界有着较高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先后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生成与演变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50年代中国私营企业‘公私合营’研究”,“近代中国国有企业的制度演进及其治理模式”,以及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托课题《清史?典志?工矿志?工业篇》等。其主要学术著作曾分别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二等奖。
本书自1990年初版以来,在海内外经济史学界有着很大的影响。1998年,作者还因此书专程受邀前往美国出席有关的学术研讨会,并得到与会各国学者的普遍好评。
你想了解中国*大的工商业城市、名扬中外的通商大都上海500年以来的社会经济吗?你想知道150年前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前夕上海社会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吗?《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1368-1842》将详尽地告诉你当时上海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商品和市场,城镇和航运、港口和码头,商人和商人资本等等。告诉你从唐宋至明清,500年来的上海是怎样从“小杭州”、“小苏州”、“小广东”,*终走向“大上海”。
从现存资料看,刘家港的口岸地位元代处于全盛时期,明代时随明初海运之沉寂而少有建树。但在清前期康熙乾隆年间,其作为江南口岸的地位曾一度重新繁盛。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设立江南海关,大关设于上海县城大东门外,刘家港虽已显淤浅之势但仍为江南海关二十四分口之一。此后,刘河镇专收来往北洋沙船的口岸地位,大致保持了近一个世纪之久。其原因在于“鸟船其船尖底,黄浦深港可泊”,“沙船其底平稍浅……其所载皆东省贵重之物”,尚可停泊刘家港。
然而,大约从乾隆后期起,长江口拦门沙日涌,刘河亦日显淤塞之势。自从顺治十四年刘河首次疏浚以来,以后每隔不久即不得不因潮沙淤积而兴工挑浚,而且越到以后疏浚间隔越短。在刘河镇急剧衰落的乾隆四十四年到嘉庆十七年这30余年中,较大规模的疏浚即进行了5次。平均每隔6-7年即有一次。然而即使如此频繁的疏浚,仍然未能有效地遏制浏河的淤塞之势,它和海口拦门沙对船只进出口的威胁合在一起,造成了浏河镇港口衰落的致命原因。到乾隆末、嘉庆初,刘河淤塞以及刘河口拦门沙隆起更为严重。人们只能在沙之四周插上竹签以便海船进出。乾隆五十年,海舟入港已必待涨潮而行。嘉庆初拦门沙一度有所隐消,但未数年又继而涨起,致使海船出入越发困难。 “浏河畅则浏镇兴,浏河塞则浏镇衰”。自乾隆末起,刘河镇每年收泊的沙船已“仅存青口对渡船仍收刘口”,其余上千号往来于奉、东洋面的沙船几乎全部越口收泊上海。曾经称雄浏镇,盛及一时的山东各帮贩商字号也纷纷迁往上海。乾隆末年“仅存登、胶二、三家”而已,而且即使这尚剩的几家字号,目睹港口衰落也“俱发信往北,道及浏河衰状,亦欲迁于上海”。嘉庆初,青口豆船“见各省货船越收上海,亦思改辙”,以至嘉庆五年十月至十二月,由赣榆县青口出发,原应“运往刘河发卖”的275艘青口豆船,仅有陆恒发等5艘船“遵例收进对渡刘河口发卖”,其余270艘“均各另收(上海)大关”。嘉庆后期,面对青口豆船和豆商的强烈要求,苏淞太兵备道不得不公开晓谕,来往商船“或收刘河,或收上海,均听商民自便”。再加上嘉庆十八年(1813),地方上居然将刘河入海口闸门“关闭封锁,不许船只(随意)进出”,同时在闸口设立“过偁牙行”,以抽取牙税。到嘉庆中叶,刘河镇已是“南北商人皆席卷而去”,市屋、街衢俱开垦成田地,所剩者“惟一天明月, 两岸苇风,萧瑟之韵与啼饥号寒之声如相赠答”,俨然一幅中落而至的凄凉画卷。
刘河镇港口的中落以及所造成的沙船运输以及北洋豆粮贸易商贾向上海的转移,有力地促进了上海港的鼎盛发展。如前节所述,到鸦片战争前夕,上海港已是万商云集,贾舶辐辏,真正成为南北海船的汇聚之所。此正如嘉庆《上海县志》所说:“自海关通贸易,闽、粤、浙、齐、辽海间及海国舶,虑浏河淤滞,辄由吴淞口入,舣城东隅,舳舻尾衔,帆樯如栉,以都会焉”。
嘉道年间,上海的江海大关对进出口商船的登记、管理更为完备。大关在吴淞口胡巷桥镇设有专门汛口关卡,海船进出都得在汛口挂号,变纳挂号钱后在号簿上登记。“这种记录分为十栏,每页的边上填写着月份和日期,年份则写在封面上;每栏开头填写船舶所属地名,业主姓名、货名,然后填写开往地名”等等。 据号簿所载,当时上海港输出的商货有纸、棉花、布匹、生药材、姜、墨、石块、废棉、帽筒、烧酒、糖果、糖、棉织品、葱、葛布、蚕子匣、上等木材、花布、毛地毯、毛毯、麻线、针、白矾、陶器、木料、绒花、玻璃、夏布、筷子等等。
海关以外,嘉道年间上海港的报关行也有很大发展。当时的报关行,即船税牙行,已经垄断了海船进出口的全部清验货物,代理报关、纳税事务。海船载货进港,皆需选择某一税行代理报关。税行在接受船商投行之后,即收取船只航海牌照,验明船载商货,估算货价,然后代理船商将牌照交海关查验及代完货税。商船装货出港,仍得再度委托税行临船清验商货,发给验舱清单,证明并无私运违禁货物,并且再度报关纳税,从海关处领回船照,商船方可启碇开航出港。据《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不甚完全的记载,当时上海港有名望的船税牙行至少已有唐万丰、顾诚信、张鼎盛、李裕昌、万永昌、郑同兴、刘协丰、宋通裕等。这些船税牙行为了避免竞争,在同业之间实行抽签分派,凡有船只投行,各税牙行即在同业中“拈阄分派”。这对船税牙行来说有利同业均衡,避免竞争;但对船商来说却由此而投行报关不能自主,而且投行报关实行拈阄分派,必得等待同类进出船只达到一定数量后才能投报海关,这势必引起船商的不满以及与税行之间的纷争。它一方面反映了牙行对于商业贸易的双重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报关行业已成为上海港港口业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嘉道年间上海港的船税牙行还同时代理商船揽客业务。如前节所述关山东贩商揽船载货,皆由牙行“凭行写船,随时面定水力、揽票内注明月日,钤盖本船图记并经手人姓名”。揽载契约一经写定,贩商、船家均不得反悔失信,牙行亦不得贪利重揽客商。如有违例,或者罚银百两,或者罚神戏一台。一般来说,船家、客商由何家牙行接洽揽载,报关业务即由该牙行代理。道光七年,为了协调贩商、牙行、船主之间的关系,由上海知县出面,议定了有关的“商、行、船集议关山东各口贸易规条”,并且勒石永遵。
嘉道年间的上海港从南门外的南码头、陆家浜到大小东门外 已经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港区码头、堆栈、商行以及海船碇泊修造基地。北航沙船主要集中于南码头一带停泊、装卸货物,那里“帆樯辐辏,常泊沙船数千号,行栈林立,人烟稠密”。秋冬之季船不出海,泊岸整修,故南门外亦有不少铁、木作坊,修配船具用件。而一些大船主开设船厂,往往也选在南门外,如前述上海县曹氏兄弟即在南门外青龙桥建有葛家厂,“即修筑沙舡之坞也”。而当时的商船会馆也位于南门外的马家厂。鸦片战争前夕,上海县城南门外的一带江面、水道,成了上海港区中名符其实的沙船集中之地。道光五年,政府借助沙船运送漕粮,以海防同知主其事,同样是“设局于小南门外”。
上海县城大小东门外的沿江码头则是南洋鸟船、洋船的主要停泊装卸之区。史载“闽粤大商多在东关外”,不仅沿浦码头,即连江中心都泊有南来之海船。《淞南乐府》曰:“淞南好;海舶塞江皋,罗袖争春登白肚,琉瓶卜夜醉红毛,身世总酕醄。海船全身白垩,俗呼白肚皮船,倶泊浦心。日将暮,小船载土妓分宿各帮”。
鸦片战争前夕,上海县城外从大小东门至南码头一带数里长的黄浦沿岸,俱已成为各有其主的泊岸码头。据是时到过上海港的西方人士亲眼所见,“宽敞的码头和巨大的货栈占据了整个河岸。河岸很深,足够帆船停靠和装卸货物,在河中央,水深达六至八噚,水面有将近半英哩之宽。所有的码头上都挤满了人群”。每到春运高峰来临之时,县城外江面上 足可见几千艘帆船整装待发。清人张春华描写道光六年上海沙船海运漕粮北上前夕上海港之盛况:“丙戌正月,各郡并集,自南及北五、六里密泊无隙。元夜,万艘齐灯,寻丈桅樯高出水面恍如晴霄,星斗回映,水心上下一色,诚巨观也”。至近代前夕,进出上海港的南北海船,若以北洋沙船3500艘,每艘平均载重1千石(合80吨),一年航行3次,载货北上以一半放空相计,北洋航线进出港的货物吞吐量已可达120万吨;南洋航船以 700艘计,每艘平均载重2500石(合200吨),年航行2次,回程亦以一半空舱相计,南洋航线进出上海港的货物吞吐量亦可达 42万吨。两者相加,上海港的货物吞吐量已可达160万吨左右,它们充分反映了当时的上海港的繁荣景象。
港口吞吐量的增加促进了码头装卸搬运行业的发展。嘉道年间,上海港的码头搬运业中已经形成“箩夫”和“扛夫”两大行帮。他们各有固定地盘和势力范围,各设“夫头”为一帮之主。“凡码头各店粮食、油、酒及航报等船,一切钱货、民间婚丧舆轿等项,俱系箩夫承值,各洋行内烟、糖、棉花等货,悉归扛夫扛抬”。箩、扛两帮脚夫工价也称为“脚价”,它一般都由搬运业与客商共同商定,并经官方核准。通常情况下,从船舱搬运一件货物至沿码头货栈,脚价在5~8文制钱之间。箩、扛两帮搬运业内部都订有同业规条,严格排斥外业人员染指本业。所谓“外来流民,不得夥入扛帮”。当时除了箩、扛两帮揽承、垄断的大宗搬运业务外,其它一些为两帮所不屑的“行铺佣工搬送客商零星物件”以及搬运装卸“渡船驳载货物”,只能由一些零散不成帮的脚夫充应。有人估计,嘉道年间上海港沿浦码头,靠搬运为生者已不下万人,如果这一估计不错,那么这支庞大劳动大军的存在本身就是上海港繁盛发展的一个极好说明。
清中叶的嘉庆道光年间,上海港所在的长江三角洲沿海,除上海港外,北翼浏河镇已完全中落;中段因多浅滩,根本无法成港;但南翼的杭州湾畔却还有另外一些海口,如漴阙、澉浦和乍浦。漴阙如前所述,明代时已是著名渔港和海舟辐辏之所。但从明末崇祯年间起,塘岸不断坍塌入海,虽然屡经修筑,颓势终不可遏。清初江南海关大关一度设于漴阙,但终因处所狭促,塘岸不稳,未几即迁上海,而大小商贾亦随之而去。以后,漴阙虽仍为江海关一分口,但实质上只是一个较为繁盛的渔港而已。“松人捕鱼,俱从漴缺出海,三月间百市凑集,村落若雄镇,五月后以冰养之,名冰鲜。”贸易海船已多不至此,作为商港的作用已经无足轻重。
澉浦、乍浦皆为浙海关所辖历史悠久之海口。澉浦早在宋淳祐七年(1250年)即设有市舶场与诸番通商。康熙中叶浙海关设立后又为其分海口之一。然而陵谷变迁,沿岸海潮汹涌,“绵亘数百里船只难停,客商难以往来”,贸易船只远不及前朝之盛。与澉浦同为浙关分口的乍浦,港口规模较澉浦为盛。乾隆《乍浦志》称:“康熙甲子,台湾入版图,大弛洋禁,嗣是四方辐辏,千骑云屯,积今七十余年,极炽而丰,俨然东南一雄镇”。乍浦口岸的进出海船主要是南洋及外洋货船。进口商货除洋铜外主要是木材、糖、洋货、杂货四大类;出口商货大宗为土布、牛骨和豆饼。土布中质量上乘的紫、白标布都是从上海贩来,豆饼也是关山东船运到上海港后,再由乍浦商人从上海办来转售闽广客商。道光以后,由于上海港日益繁盛,一部分原来收泊乍浦的广东糖船也“多汛至江南之上海县收口”。
综上所述,虽然至近代前夕,乍浦已成为上海南翼的最大海港,但无论从进出口海船的种类、数量以及贩运商品的结构以及商业组织的发育程度等等方面观察,它不仅尚不能同上海港鼎足而立,反而在某种意义上只是起着辅助和补充上海港的作用。这正如道光年间一位上海地方官员所声称:“上海号称小广东,洋货聚集……稍西为乍浦,亦洋船码头,不如上海繁富。浏河亦相距不远,向通海口,今则淤塞过半,”惟有上海港“适介南北之中,最为冲要,故贸易兴旺,非他处所能埒”。上海在明代时已有“小苏州”之称,至近代前夕又获“小广东”之称,足以可见海上贸易及港口繁盛所反映的城市发展从开发日益走向开放;同时亦可证明,到近代前夕,上海作为江南第一贸易大港的历史地位已完全确立。
早在乾隆二十一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毕谷从广州取海道北上,已了解到上海是一个有声望、有潜力的商港,并竭力主张英国应取得在那里的贸易权利。道光十二年,东印度公司职员胡夏米、郭士立等人驾船进入上海,在作了十多天的实地考察之后,他们一致认为当时的上海港已经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港口设施,便利的通航水道以及纵深广阔的腹地;繁盛的海上贸易已使上海港成为当时的中国南北之间、沿海和腹地之间交换各种商货的最大商港;上海港不仅只是长江的门户,而且已是江南以至东亚最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之一。她在中国的国内贸易以及整个社会经济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序 马伯煌
重版自序
导言
第一章 十四世纪下半叶前上海地区社会经济概述
第一节 上海地区自然地理状况及其历史沿革
(一)“上海”名称之由来
(二)地理形成及其自然状况
(三)历代建置沿革
第二节 明代以前上海地区的社会经济
(一)唐以前上海地区社会经济的缓慢进展
(二)唐宋时期上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开发
(三)宋末元代上海地区社会经济的转机
第二章 农业经济结构的演变和农产品的商品化趋势
第一节 东棉西稻作物结构布局的形成和发展
(一)棉花种植的勃兴
(二)粮食生产布局的变化
第二节 粮棉以外其它商品性农业经营的兴起和发展
(一)商品性种植业的发展
(二)商品性渔业生产的发展
第三节 农业经济结构演变的原因及其意义
第三章 手工业生产的变化和发展
第一节 手工棉纺织生产的模式
(一)农村家庭手工业——手工棉纺织生产的主导模式
(二)城镇居民以及富家奴婢的手工棉纺织
(三)手工棉纺织生产模式分析
第二节 手工棉纺织产品的商品化
(一)产品商品化体现之一——棉布产量估计
(二)产品商品化体现之二——棉布品种的多样化及其对市场的适应
(三)产品商品化的生产力基础——劳动生产率的变动
第三节 手工业生产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一)一般手工业生产部门及其生产方式
(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典型行业——暑袜业和染踹业的形成和发展
第四节 官营手工业的盛衰变化
(一)手工丝织业官营织造的起落
(二)官府专卖手工业——制盐业的盛衰
第四章 商品流通的增长与市场的扩大
第一节 地区内部的商品交换和流通
(一)地方小市场的商品交换
(二)区域性商品流通的增长
第二节 国内贸易的兴盛和国内大市场的扩展
(一)明初国内贸易的恢复和发展
(二)明中叶后至鸦片战争前上海地区向国内大市场的商品输出
(三)同时期上海地区从国内大市场的商品输入
(四)清前期上海地区的转口贸易
第三节 鸦片战争前上海地区的国外市场及其对外贸易
(一)明代上海地区的对外贸易
(二)清前期上海地区的对外贸易与国外市场
第四节 市场价格的变动趋势及其特点
(一)几种主要商品市场价格的变动趋势
(二)影响物价变动的诸因素考察
(三)物价变动的特点及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
第五章 商人和商人资本的活跃
第一节 商人资本的种类与职能
(一)贩运商人和贩运商入资本
(二)牙行和牙行商人
(三)店铺商人和店铺商人资本
(四)旧式借贷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
第二节 商人的地缘构成及商人资本的来源和经营特点
(一)商人的地缘构成及其变化
(二)商人资本的来源及其经营特点
第三节 商人会馆公所的兴起和发展
(一)会馆公所的兴起和发展
(二)会馆公所的结构、功能及其作用
第四节 商人资本的历史作用
第六章 航运业及港口码头的发展
第一节 内河航运的发展
(一)联系国内大市场的内河航运
(二)地区内部的河道运输及其作用
第二节 沿海航运业的振兴和鼎盛
(一)明代海运业的艰难生存
(二)清前期海运业的振兴和发展
第三节 上海港的演变及其历史地位的确立
(一)明代上海港的历史状况及其地位
(二)清初江南海关的设立以及上海港地位的初步奠定
(三)嘉道年间上海港的繁盛与江南大港地位的最终确立
第四节 鸦片战争前夕的上海口岸
(一)有关鸦片战争前上海口岸的史料记载
(二)对中西文史料记载真实可靠性的考量
(三) 鸦片战争前夕上海的口岸及经济地位
第七章 城镇的繁兴和城镇经济功能的增长
第一节 城镇的勃兴和增长
(一)城、镇、市的分类及其历史渊源
(二)明代上海地区城镇的发展概况
(三)清前期(1644—1842年)城镇的稳定、持续成长
第二节 城镇经济功能的充实和发展
(一)城镇的商品流通功能
(二)城镇的商品生产功能
(三)城镇人口及其结构分析
第三节 城镇发展原因的历史考察
(一)经济因素在城镇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自然条件与地理位置在城镇发展中的作用
(三)政治、军事因素对城镇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四)社会突发性因素对城镇盛衰的制约
第八章 财富的分配及其社会各阶层经济生活的变动
第一节 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及其对财富分配的影响
(一)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趋势
(二)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对财富分配的影响
第二节 赋役制度的演变及其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一)赋役制度的演变及其趋势
(二)赋役制度与社会财富再分配
第三节 社会各阶层经济生活的变动趋势
(一)地主阶级经济生活的变动
(二)农民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与经济生活
(三)商人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变迁
(四)社会其它阶层经济地位及其经济生活的变化
第九章 明清上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及其在全国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节 增长与局限:上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特点
(一)明清上海地区社会经济增长的内容和特点
(二)经济增长中的制约因素
(三)支柱产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
第二节 上海地区社会经济开发在全国的地位和作用
(一)经济中心的移动及其规律
(二)明代上海地区在全国的地位和作用
(三)清前期上海地区在全国的地位和作用
附 录
一 上海地区示意图
二 上海地区古海塘分布示意图
三 上海地区地形分区图
四 明清时期上海地区分县在册土地统计
五 唐宋至清上海地区分县在册人口统计
六 明清上海地区城镇统计
七 鸦片战争前上海县城会馆公所一览
参考文献
初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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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张忠民感于鸦片战争前的上海经济史,当属空白点,爰本“原始要终”之义,积五载的功力,寻绎资料四百余种,写成《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1368—1842》一书,考核精审,论点鲜明,新义迭出,堪称力作。其不蹈前人窠臼,独创新篇,补苴罅漏,张皇幽眇的精神,弥足钦佩。此书出版刊行,其意义当不止于椎轮大辂、踵事增华已也。
——马伯煌
本书是作者对前近代上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开发和成长做“全方位”考察、研究的结果。作者的视野宽阔,论述涉及农业、手工业、制盐业和航运业,市场和物价、土地和赋役,商人、商人资本和商人会馆公所,地主、农民和社会各阶层以及城、镇、市和居民人口等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变动情况。
作者在积累资料方面的功夫是十分扎实、深厚的。书中的论证,都是有史料为依据的。全书征引史料总数达416种,1389条次,作者特别重视对历代地方志和地方人士的笔记、专著资料的运用,单是地方志即搜集了145种,占征引史料的35%,从中引用资料636条次,占45.78%。
——杜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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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以商品经济的演变作为全书的论述主线,按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逻辑次序,依次论述了明清时期上海地区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变化,商品流通的增长和市场的扩大,商人和商人资本的活跃,航运业与港口、码头的发展,城镇的繁兴与城镇经济功能的增长,财富的分配及社会各阶层经济生活的变动,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及其在全国的地位和作用。
——上海大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