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茶座（2016.4 总第48辑）》：
治统与道统，这对概念对认识中国传统权力体系与知识体系的关系有着“醍醐灌顶”的作用。顾炎武曾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看来，维护“天下”比维护一家一姓的统治更重要，而这个天下就是“仁义”的道统。这几乎是在呼应孟子的说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此看来，。陆秀夫背着南宋小皇帝投海是殉国，而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则可以说是殉道了。
在告别王朝更替、进入共和之后，随着儒学统治在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中的崩溃，以仁义为价值核心的话语体系被快速遗忘，而一种新的“道统”在逐渐形成，它的核心是自由、人权、法治、民主。在这一“新”的话语体系里面，有着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相通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只是很少有人（尤其是今人）去融通两个体系。今天即便想做这个事情，“古”“今”“中”“外”这四个字，任一都是极难攻克的。
比之于“新道统”，旧道统有个提倡值得今人记取，这就是对“士”的社会责任的高度期待。孔孟以降，每个儒学大家都给读书人以极高的要求，而传统的读书人大多也都秉持仁义的信念，既作为行动的指南，又作为心灵的追求。当然，读书人做了官之后大多会变样，因为两个体系对他的制约是不同的，现实体系的制约程度和诱惑力远远大于信念和教条。如今的中学教科书会称他们为“卫道士”，如《红楼梦》里的贾政。在新旧更替的年代，他们确实是被革除的对象，因为他们完全不符合所谓“新的时代”。然而，即便他们中那些假仁假义之辈，起码还忌惮社会舆论，在意自己的身份；不像眼下的若干等等，面子、里子俱是坏的，连“体面”、尊严都省了，彻头彻尾甘愿做流氓。
当下的法律研究，无疑是彻底拥抱“新道统”的。然而，“新道统”之于当今之法学界，不过如浮土一般，一则只能长出些杂草，二则经不起风吹。一言以蔽之：有道无统。在旧道统那儿，读书人以仁义为精神追求，是发自内心地向往，即便后来很多人会忘掉，起码年轻时基本上都信。而在“新道统”这儿，写出那些字眼的人自己都未必信。文字中的慷慨激昂，难以触动读者对“道”的认同和接受；成篇的引经据典，难以掩盖思想认识的贫乏和空洞。很多人喜欢谈对法律的信仰，这也是在谈“信”。不过，如果谈与法律有关的信仰，还是谈对“法”的信仰更好，因为“法”不仅仅是制定法，而是超乎其上的正义。
吊诡的是，何为“正义”？任何一种文化都不会反对将正义作为一种价值，在大多数情形下，对某一个事情是否合于正义，也会得出基本一致的判断，然而对有些事情的判断就未必了，尤其是涉及民族、文化、宗教、政治以及其他重要利益的冲突时，何为“正义”常常并没有标准答案。中国传统社会的正义观也有其独特性，比如涉及家庭伦理方面，和西方的看法、和今天的看法会有一定的冲突。在谈及自由、人权和民主等与正义相关的价值的时候，也会发现不同文化对其理解的差异性。所以，即便说拥抱“新道统”没有错，那么，在理解和界定其内涵时，要考虑文化上的差异性。说得激烈些，应当建设和拥抱的是中华的新道统，而非抽象意义上的“新道统”。目前的一些法律研究成果，以外来的价值观作为判断中国问题的标准，就忽视了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而且始终摆脱不了对“文化他者”的依赖性。一些读书人离开了英美德日“文化奶妈们”，就不会讨论和研究问题了。如此，怎么可能形成具有中华特质的法律文化呢？或许会有人反驳：不是全球化时代吗？呵呵，那种全球化不过是文化的新殖民主义。我们难道要用英美德日的脑袋思考中国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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