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多重因素造成欧洲难民潮
这次欧洲难民危机的爆发并非偶然，而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经历了一个矛盾积累的过程。多方面因素既包含历史因素和地缘因素，又包含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
1、历史因素及地缘因素
从此次欧洲难民潮的主流来看，叙利亚、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尼日尼亚、索马里及厄立特里亚这些亚非国家，在近代欧洲对外殖民掠夺的历史上，都曾经是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像叙利亚就是法国的殖民地，阿富汗及巴基斯坦等则是英国的殖民地。英法殖民主义的一个结果，就是造就了诸多讲英语和法语的第三世界国家，二战后他们虽然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但贫穷落后、政局动荡常常如影随形。每当国家出现战乱，这些无语言障碍的难民首先便涌向前欧洲宗主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年欧洲老殖民者在这些殖民地造的孽、欠的债终究是要还的，今天以难民潮的形式报到其后代身上。
再从地缘因素来看，欧洲地势平坦、紧邻亚非，而上述国家大多靠近欧洲，无论从海上还是陆上进入欧洲都比较容易，加上地中海又是偷渡欧洲的最佳捷径，因而才有了近年来一浪高过一浪的难民偷渡潮。另外还有两个欧洲因素也加剧了欧洲难民潮的严重程度。第一个欧洲因素就是来自西巴尔干地区的经济移民和俄乌冲突造成的战争难民，对他们来说本身就身处欧洲，只不过从欧洲的一侧迁徙到欧洲的另一侧，因此，当数以万计的他们同亚非国家难民掺和到一起时，就汇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难民大潮。第二个欧洲因素就是欧盟一些成员国对待这些难民态度热情、敞开胸怀，让他们有宾至如归、出乎意料之感。比如德国和瑞典，无论国家大小，对这些移民都大开绿灯、尽其所能、妥善安置。从一组数据中就能看出德国和瑞典对待难民的诚意。
2、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
如果说贫穷滋生经济难民，那么战乱或暴政则制造战争难民和政治难民，由此可见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与难民潮的关联性。从经济因素来看，这次欧洲难民潮中的一部分难民，其成分就属于经济难民或移民，比如来自西巴尔干地区的难民以及来自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一些贫穷国家的难民。
从政治因素来看，难民输出国家即便过去经济曾经繁荣过，老百姓曾经过上安稳的日子，但后来国家出现了政治动荡，甚至爆发了战乱，当战争和死神的阴影长期笼罩在老百姓的头上时，四处逃命或流亡异国他乡或许是他们唯一的生路，因此，他们就变成了战争难民。这样的难民输出国最典型的就是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了，它们有几个共同之处：第一，这几个国家都曾经繁荣过，老百姓都曾过上安稳的日子。叙利亚和伊拉克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上世纪90年代，叙利亚属中等收入国家，而伊拉克和利比亚则属中上收入的国家。第二，它们都曾经历过强权时代或独裁时代。伊拉克长期由萨达姆·侯赛因统治（1979年-2003年）；叙利亚长期由阿萨德家族统治（1963年至今）；利比亚长期由卡扎菲统治（1969年-2011年）。第三，当强人政治一终结，国内便出现政治动荡乃至内战。萨达姆政权一倒塌，伊拉克表面实行了多党制，但政局不稳定，宗教矛盾、党派之争、族群冲突四起。叙利亚强人时代已经过去，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无力掌控大局，国内反政府武装和伊斯兰极端势力ISIS日渐坐大，至使叙利亚战火越烧越旺，老百姓越来越遭殃。第四，都是外部势力干涉，导致这些国家政局动荡，最终爆发战争。伊拉克战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直接武装干涉而引发的，同样，利比亚战争也是美国及法国等西方势力联手发动的。叙利亚战争从表象上看是国内政府武装与反政府武装直接的冲突，其实也是西方势力插手叙利亚内政的结果。而且西方势力干涉这些国家时，往往号称它们使用了化学武器，必须要国际社会强力介入才能解决问题。但当西方势力把伊拉克和利比亚的独裁者推翻且要了他们的命后，才“发现”这些国家根本就没有什么化学武器。叙利亚、利比亚和伊拉克的情况极为相同，而阿富汗和西巴尔干地区的遭遇也很类似，当所谓暴政、独裁体制被西方势力武装干涉而终结后，换来的并不是老百姓所期望的和平安宁，反而是内战不断、经济凋敝和民不聊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暴政、独裁并不是导致大多数难民流离失所的直接原因，充其量会产生一些政治难民，相反，战争才是难民的催生剂。
3、救助差异和政策差异
前述几方面因素构成了难民危机的诸多根源，但仍不足以说明这次欧洲难民潮爆发的动因，因为前年至去年欧洲难民问题日渐突出，偷渡欧洲的难民和移民越来越多，但都不如今年形成的难民大潮。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加速了这场难民危机的爆发？综合观察，还有两个重要因素最终促使难民潮的到来。
第一个因素是不同地区在救助难民队伍时有较大的实力差异。
第二个因素是接收国对待难民的政策差异，导致难民出现“避难挑选”现象。
从前述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造成今夏欧洲难民潮大爆发的因素很多，既有救助差异和政策差异，又有欧洲开放边境难得的历史机遇；既有人蛇组织诱惑性的宣传和“专业化”的输送，也有已在欧盟富裕国家定居的难民鼓励、期盼其亲友来欧洲团聚享福而传递的“福音”；既有近年来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阿富汗极端宗教势力“伊斯兰国”及塔利班威胁越来越大，引发这些国家的百姓恐慌而四处逃命，又有像叙利亚青壮年难民为了逃避“抓壮丁”而踏上保命逃难之途。此外，季节和气候选择也是逃难时必须要充分考虑的一个要素。夏季的地中海相对平静，对走海路的偷渡者来说比较安全；而夏季阳光灿烂，对走陆路的偷渡者来说，可以在野外露宿，行动较为方便。正是诸多的因素叠加在一起，才造成了今年夏季欧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难民潮和难民危机。
4、谁应该为此次难民危机承担主要责任
战争是制造难民的罪魁祸首，没有战争就不会有大规模的战争难民。远的历史不说，仅冷战后世界出现的一系列局部战争，哪一次没有制造难民？西方社会普遍认为，战乱与冲突、暴政与独裁、贪腐与迫害等，都是造成难民潮的直接因素，这种观点表面上看似乎有道理，但实际上还未触及造成难民潮的深层次根源。
真正应该为这场欧洲难民危机承担主要责任的是美国及其欧洲盟友英国及法国等。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回顾一下冷战后爆发的几场地区热战，哪一场战争没有美英的影子和西方奉行的新干涉主义？科索沃战争和北约轰炸南联盟事件，体现出美国欲通过北约控制欧洲的政治意图。“9·11”事件后美国在阿富汗发动的反恐战争表面上看有其正义之处，但实际上却给阿富汗政局带来了长期的动荡。伊拉克战争更是美国以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伊拉克人民的，不但要了萨达姆的命，而且导致伊拉克各派政治势力争权夺利、相互倾轧。后来的利比亚战争也如此，今天还在与法国称兄道弟的卡扎菲，明天却被法国武装干涉、命丧黄泉。至今战火还在燃烧的叙利亚，百姓流离失所，这个拥有2200多万人口的国家，几乎有一半人逃难到国外，并成为今年欧洲难民潮的主角。
从本质上讲，冷战后美国一超独大，为维护其霸主地位和全球核心利益，美国一贯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干涉主义和单边主义，动辄就对别国的内政横加干涉。当然，美国的干涉手法有直接与间接之分，胡萝卜和大棒交替使用。比如，在除掉其强权政敌萨达姆和卡扎菲时，采用的是北约打头阵的直接清除战术及干涉手法，然后用所谓美式民主的新政权替代旧的“独裁”政权。当美国想扶持反对派夺权时，往往则采用“颜色革命”或“阿拉伯之春”的和平演变战略，西亚北非一些政权的倒台以及叙利亚、乌克兰内战的爆发，同美国间接干涉他国内政有很大关系。美国在干涉别国内政时，常常借口推广西方“民主”、“人权”，反对“独裁”、“暴政”，或要求核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等。美国前任总统小布什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他认为美式民主、价值观及生活方式是世界上最好的，他肩负着上帝的重任，有责任在全世界推广美式民主政体和价值观。而他把推广或改造的对象首先选择在阿拉伯世界，像伊拉克和伊朗这类国家在他看来就是“邪恶轴心”，必须加以根除。
美国在冷战后对全球事务和阿拉伯世界的干预，推行的霸权主义，直接导致叙利亚等国发生战乱，最终引发一场又一场的难民危机，因此，美国应该为战乱及难民潮承担主要责任，这一点是有根有据、毋庸置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一些大国（如英国和法国）在美国制造战乱和难民潮的过程中，往往也充当了“帮凶”和配角的角色。比如英国，其外交政策长期追随美国，自认为是美国在大西洋彼岸最忠实的盟友，美国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中英国总是形影相随，以至于伊拉克战争时英国首相布莱尔被媒体戏称为是小布什的哈巴狗。法国有时与美国保持外交上的距离，由于法德两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反战立场，他们曾被美国划分为“老欧洲”。但有时候法国也站在美国一边，尤其是发动利比亚战争时法国还充当了急先锋。总之，英法等一些欧洲国家在外交上追随美国干涉别国内政，一是出于对欧美普世价值观的认同及推广；二是利用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提升并体现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国地位及影响力；三是自身也想谋求其在中东北非地区的国家利益或小霸权，毕竟他们曾经是那里的殖民者。
三、救助难民,欧洲面临道义观与现实利益相悖的困境
对人权的关注，对难民人道主义的救助，对暴政和独裁的谴责，一向是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力点和亮点，因此当欧盟面对这次前所未有的难民危机时，它别无选择，只能义无反顾地出台救助政策，敦促其成员国尽全力安置难民。然而，欧盟在解决难民问题的过程中却深陷欧洲道义观与现实利益相悖的困境。
第一个困境是良心与能力的纠结。说欧洲人普遍有良知，是因为他们曾饱经战争的蹂躏和纳粹政权对人权的践踏，深知人权与自由、生命与尊严的可贵，因此他们愿意救助甚至接收难民，觉得这么做是上帝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按中国人的理解就是行善积德。但仅凭良心和热情做事未必圆满，当欧洲社会向战争难民敞开胸怀时才发现，他们需要救助的对象实在太多了，姑且不论逃难者的身份是否属实，仅２０１５年８月份就有１５万难民涌入欧洲，一时间让处于难民入境“前线国家”（ＦｒｏｎｔＳｔａｔｅｓ）的匈牙利、奥地利、希腊及意大利等难以招架、苦不堪言。设想一下，再有钱的富豪他们对穷人的施舍也是会挑选对象及有限度的，当无数的穷人都赶来“吃大户”时，这些富豪恐怕也得关大门了。当今欧洲社会面对的难民潮，比“吃大户”还汹涌可怕，欧盟各国不仅要救济安置难民，而且还要对他们终生负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难民身份转变成为合法移民后，还会留在欧洲，享受欧洲社会福利一辈子。所以，当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大军纷至沓来时，欧洲人深感良心无限与自身能力有限的纠结。
第二个困境是道义与体制的差异。欧洲人弘扬人权道义没有错，接收大量战争难民更是赢得国际社会的赞誉，但问题是，在人权道义观与欧洲现实法律体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导致欧盟在救助难民时往往感到此路不通、措施无力。例如，欧盟救助难民有一套法律制度和体系，包括从难民进入欧洲开始登记到就地安置，从难民递交庇护申请到其身份是否合法“准奏”，再从难民安置费用的来源到各成员国如何分配难民数量等方方面面，表面上看这套救助体系条款明确、完整有序且按部就班，但实际上，欧盟在接收和救助难民的实践过程中却遇到各种难题，致使办事效率低下或者根本就行不通。最典型的实例就是“都柏林体系”（Ｄｕｂｌｉｎｓｙｓｔｅｍ）①，按照其规定，难民首先进入的欧盟成员国，必须担负起责任对难民进行登记、受理申请、审批及救助安置等。对那些东欧一线成员国如匈牙利和克罗地亚来说，它们的接收能力本来就有限，一旦出现难民潮，要求其对进入本国的难民实施一条龙式的救助服务，完全是不现实的。其结果就是促使这些国家开闸放洪，把难民潮引向地处二三线的欧盟成员国，从而违背了都柏林体系的法律初衷。意大利作为欧盟的一个大国，同样也扛不住难民潮的重压，政府情愿给每个非法入境者５００欧元，鼓励他们去德、法等国谋生，也不愿
严格执行《都柏林公约》。另外，欧盟对其成员国颁发的指令往往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加上欧洲各国缺乏统一的难民政策，因而我们才能看到各成员国面对难民潮时的不同态度及应对之道。像德国和瑞典，其难民政策比较宽松，批准的难民庇护申请数较多；而避难法最为苛刻的荷兰，至少２／３的难民申请被驳回，并且要求申请被拒者必须在２８天之内离开该国。
再一个困境就是东西欧实力的鸿沟。西欧国家指的是发达的或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欧盟２８国范围内，它们包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瑞典、比利时、奥地利、丹麦、芬兰、爱尔兰、希腊、葡萄牙及卢森堡１５个老成员国。其他的中东欧、南欧国家基本都属东欧欠发达国家范畴，包括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及塞浦路斯等１３个新入盟成员国。从欧盟２８个成员国的综合国力来看，东西欧之间的实力鸿沟是十分明显的。
四、难民安置困难重重
通过欧盟及其成员国的不懈努力，目前欧洲的难民危机有所缓和，１６万难民重新转移安置的计划开始付诸实施。９月２３日，英国政府承诺今后五年接收两万叙利亚难民中的第一批人已经进入英国。但从总体来看，欧盟取得的成果有限，达成的共识还亟待落实。随着秋天欧洲天气转凉，难民加快进入欧洲的步子，仅１０月份就有２１万人涌入，迫使一些成员国暂时关闭边界，以此阻止难民潮，却危及申根协定自由流动的法律原则。欧盟通过指令在希腊和巴尔干半岛沿线增设难民和移民收容中心，为难民和移民提供庇护、登记，协助管理难民。可以说，欧盟转移安置难民的工作才刚刚开始，面临诸多的问题，任重而道远。
难民安置的难点问题不少，集中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难民政策协调起来不易。由于欧盟的一部分政策及指令不具有强制性法律约束力，致使在贯彻落实中被成员国打折扣或拒不执行。这种现象既说明成员国与欧盟的政策意见不一，往往奉行国家利益至上主义，同时又表明欧盟的权威性和权力有限。即便欧盟的难民“配额”方案，是依据各成员国人口规模、经济总量、生活水平、就业率及失业率等诸多指标权衡计算的结果，相对比较科学和公平，但照样受到东欧一些国家的质疑和指责，它们认为欧盟强制性摊派的“配额”方案是一种“道德帝国主义”，违背了欧盟法的精神及“自愿原则”。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四国在“配额”方案表决时投了反对票。由于该方案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各成员国能否不折不扣地执行还是个问题。难民政策如果不能协调一致地实施，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幕幕欧洲难民潮乱象：有的国家敞开大门迎接，有的国家却高筑围墙；有的国家开闸放水，把难民潮引向他国，有的国家则关闭边界、严格管控；有的国家给予难民优厚的待遇，有的国家却对难民缺乏关爱。即便是边境管控方式，也仅仅是延缓了难民潮涌入欧洲的时间和步子，但却无法减少难民的数量。
二是东西欧国家接纳难民的态度及能力差异大。西欧国家有接纳难民和移民的历史文化传统，且经济发展水平高，综合实力强，因此它们对待难民的态度比较热情，给予的关爱和帮助比较多。虽说英国和法国在这次难民危机中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从传统上来看，它们过去也曾接纳了数以万计的难民和移民。仅德国和瑞典这两个国家，２０１５年上半年就接纳了４１.７１％的欧洲难民，说明西欧国家是接纳难民队伍的主力军。东欧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实力远不及西欧国家，不具备大规模接纳难民的硬件设施，加之缺乏如何与大量难民融合的社会文化传统，在难民潮袭来时往往视其为洪水猛兽，要么高筑防洪堤坝，要么把洪水引向别国。当然，少数东欧国家（如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在难民潮中的确负担过重、苦不堪言，但大多数国家（如波兰这样的大
国）表现却令人失望，未能承担重担不说，反而找各种借口堂而皇之地拒绝接纳更多的难民。东西欧国家接纳难民的态度和做法，不单反映出欧洲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综合实力的差距，更反映出新老欧洲社会之间深刻的思想鸿沟和观念差异。
三是大国担责乃是解决难民问题的关键所在。欧盟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悬殊，在难民潮面前就需要像德国这样的大国主动担责。德国仅凭一家之力，就承担起１／３的难民总数。如果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及波兰等大国能像德国一样勇挑重担，加上瑞典这样的小国鼎力相助，何愁难民问题解决不了？然而，欧盟大国在难民潮面前普遍表现欠佳。特别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发展势头好于其他大国，但就是不愿意接纳太多的难民，即便是卡梅伦政府宣布英国将接收２万叙利亚难民，也显不出英国有多少诚意和大国风范。欧洲一体化已走到一个关键时刻，难民问题又是个长期且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如果大国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担责，而是相互推诿、隔岸观火，那么难民问题不但不能有效化解，反而会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四是难民间存在挑肥拣瘦、“避难选购”问题。东西欧经济实力和社会福利的差异，欧洲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难民政策及态度的差异，导致难民群体也存在“避难选购”问题。
五是欧盟边境管控威胁申根协定。申根协定的实施是欧洲一体化的一大成果，它取消对欧洲内部边界的管控，允许签约国公民自由流动，对降低欧洲国家边界管理成本，促进人员往来和货物流通，优化生产资源的配置，都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但当欧洲难民危机最严重时，欧盟一些成员国恢复对边境的管控，甚至关闭边界的做法，暂时缓解了本国难民潮，却违背了欧盟法规定的人员自由流动原则，威胁到申根协定，让欧洲人最引以为傲的人员和货物自由流动受到限制，引发欧洲社会的普遍担忧。
六是安置难民成本核算高。难民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同样，安置难民也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因为难民的成本核算非常高，接收国政府需要投入巨额资金。欧盟目前已根据欧洲难民危机的严重程度，计划未来两年内投入１００亿欧元用于难民安置工作。德国作为欧盟难民接收大国，２０１５年接纳难民的花费就已超过１００亿欧元，政府表示在２０１６年还将花费１００亿欧元应对难民问题。德国每安置一个难民，在衣食住行及管理等方面的成本开支，一年就需要花费约１３０００欧元。瑞典政府为安置难民，包机将第一批来自意大利的难民转移至瑞典，并耗巨资将过去的监狱装修一新，改造成为世界上最豪华的难民中心。
五、难民危机将给欧洲社会带来深远影响
评估难民危机给欧洲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深远影响为时过早，因为危机还未结束，来年是否还会掀起另一波难民潮很难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场百万大军逃奔欧洲的难民危机，在不久的将来给欧洲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会逐渐显现，并体现在欧洲政治、经济、社会及外交四个方面。
欧洲难民危机的政治影响。首先，难民危机助长了欧洲极右翼势力和欧洲社会反移民的思潮。其次，难民危机的持续发酵有可能引发英国加速脱离欧盟。再次，难民危机凸显东西欧国家的矛盾分歧，挑战欧盟的核心价值观，考验欧盟的政治凝聚力。
欧洲难民危机的经济效应。其一，难民危机使欧洲社会不堪重负，欧盟财政面临短缺，拖累欧洲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其二，难民危机使欧洲社会福利制度深受挑战，有可能迫使不少成员国修改福利政策，引发社会的动荡。其三，难民危机一旦过去，从长远看有助于为老龄化的欧洲增添充满活力的劳动力大军，解决欧洲劳动力老化的问题。
欧洲难民危机的观念碰撞。首先，难民危机暴露出东西欧国家及政治家在如何对待难民和移民问题上的文化认同分歧。其次，难民危机预示着两大宗教文化观在欧洲社会面对面碰撞，异教徒难民群体能否最终融入欧洲社会，或是威胁欧洲社会稳定，这才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再次，难民大潮对欧洲的冲击是否意味着欧洲社会全面伊斯兰化时代的到来。
欧洲难民危机的外交博弈。面对突如其来的难民大潮，欧盟及德法等国在接纳安置难民的同时，还从外交层面展开攻势，试图通过标本兼治从源头上遏制住难民潮。在展开外交攻势的同时，欧美国家还采取军事手段来介入叙利亚事务，试图控制住叙利亚混乱的局面。
虽然俄罗斯、法国及美国等军事干预叙利亚的目标、手段及程度有所不同，有时甚至还暗战较劲，但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西方任何一个大国都不能容忍“伊斯兰国”做大做强，都不能对“伊斯兰国”在欧洲制造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坐视不管。因此，在共同的敌人面前他们能够抛弃成见和私利，联手打压西方及国际社会最危险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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