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研究系列丛书：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治理》：
受进化论的影响，不少学者期待经过社会建设，使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转型为都市社会。用低度整合的概念来看，社会建设的目的就是从低度整合转型，产生一个团结协作、经济发达、生活幸福的新社会。鉴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单纯强调社会从低度整合向高度整合转型是有问题的提法。战国时期的秦国是一个彻底贯彻法家思想、高度整合的社会。君主通过权势和御臣之术控制官僚机构，进而利用“法”控制人民，把全国的百姓都纳入耕战的团体。秦法以张扬公领域，消灭私领域，人民完全成为君主手中的自有流动资源，而丧失了人格与自由。改革开放之前，农民完全束缚于人民公社，城市户口居民成为单位中的一员，均是高度整合的状态，却并不符合人民的意愿。同时，还要注意到，社会建设往往发生在政治整合失效或弱化的时期，也就是高度整合向低度整合的逆转时期。近代以来，中外历史上的社会建设证明了这一点。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发生在中央政权更替、衰弱之时，韩国的“新村运动”也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消灭之后。因此，从中国历史经验来看，社会治理是政治高度整合弱化后社会建设时期的必然选择。
借鉴张德胜等的研究思路，我们也应该认真提问：目前的社会建设将走向何方？环顾现实和学术前沿，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状态，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思考和理论阐述。这取决于我们对现代社会特征的认识，以及社会主流理想、文化传统等因素的诉求。
对比“低度整合”的理想型，目前中国社会已经有所变化，主要表现在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经历了由强化到弱化的过程。整个20世纪，正如杜赞奇所言，“国家政权建设”改变了中国农村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及社会联系。国家权力对社会和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渐渐加强，“国家政权扩张的一个重要方面——深入基层和吸收下层的财源——在这整个时期却基本上没有中断。所有的中央和地区政权，都企图将国家权力伸人到社会基层，无论其目的如何，他们都相信这些新延伸的政权机构是控制乡村社会的最有效的手段”（杜赞奇，2003）。在改革开放以前，国家以计划经济、政治运动和城乡二元结构的方式进行社会控制。但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民公社的取消，土地制度、国有企业、劳动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改革，改变了工人、农民与国家的依赖关系，国家不再是唯一的资源控制者，尤其是非公有经济（外资、私企、个体户等）蓬勃发展，削弱了国家对工人与农民的人身控制，政治动员更多地让位于舆论引导和以市场为中心的资源配置。但是作为一种权力运行的习惯，政府仍然希望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强势或主导作用，这是不容忽视的现实。同时，户籍、城乡二元结构等很多制度性的限制也仍然挥之不去，以法律、制度的刚性阻碍着市场配置的社会整合作用。因此，我们现在的低度整合社会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市场经济在社会分工和有机团结中表现“抢眼”，但不尽如人意；政治惯性依然力量强大，欲有所为；同时，社会发育的团体性弱，家庭居于重要地位，个人很少能扮演社会主体角色。上述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变与不变对于社会建设与治理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当前的社会建设，我们是否可以从低度整合的社会现实出发，探索社会建设的理想形态和建设途径，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在具体的建设与治理过程中，一方面要发挥政府在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优势，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中介团体的作用，克服民间社会自身整合能力差的问题，提高社会建设的水平。
综上所述，社会建设与治理的“中国特色”可从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两个方面来把握。无论是传统社会建设与治理，还是近代以来的社会建设与治理，在思想与实践层面都与中国文化传统、知识群体的公共精神有着莫大的联系。同时，社会结构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变动，带来种种社会问题，也构成了社会建设与治理的基本需求，刺激了社会建设与治理思想的发展。但是，在社会结构的变动中，农业社会及其低度整合特性始终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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