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学研究(2016)》:
(三)以互通互补为支撑的经济共同体
京畿区域自古以来的经济联系就非常密切,尤其自明清以来的京津冀地区在农业、手工业发展,以及商品流通、市场发育等方面具有紧密的联系和互补性。以农业为例,历代京郊农业的发展和粮食生产基本满足了京畿农业人口的需求,稳定了州县人民生活秩序,还为北京城市提供了一定数量的粮食和农牧产品,丰富了城市粮食消费市场和供给。尽管京师粮食供应还需要江南漕运的大量接济,但京畿区域自身的农业生产还是为京师的稳定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除农业之外,京畿对京城各方面物资需求的服务也体现了这一区域经济联系的紧密和互补性。
除了以上几点之外,目前来看京津冀三地的城市文化依存度较高,气氛都极其浓厚,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极大的一致性。突出的表现是进入21世纪后,三地都自觉将文化建设作为自己发展的核心内容,这种自觉的态度形成了三地良好的文化氛围。北京作为首都,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国际交流的枢纽,近年来,如音乐节、艺术节、文化交流年等活动的举办非常频繁。天津作为中国北方的漕运重地、物流中心和交通枢纽,近年来在文化建设方面更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相继建成了天津图书馆、平津战役纪念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等标志性的文化设施,同时也维修了中国大戏院、艺术博物馆等重点文化设施。河北作为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拥有极为宝贵的文化资源。近年来,河北开始了建设广场、修建园林、栽种花草的城镇化建设,在力度、规模和意识观念上都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姿态。良好的文化氛围,是三地在当今社会达到“认同”的契机,也是三地达到“文化认同”的基础条件。
三京津冀文化认同存在的问题
目前看来,京津冀三地的文化认同存在一系列问题。
(一)三地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京津冀文化体系还未形成
京津冀各区域都有各自的文化脉络,如今河北更多地打出燕赵文化,天津打出津门文化,而北京则立足于京派文化。内在的联系与相辅相成已被打磨殆尽,文化中的棱角却越发明显。单从戏曲而言,京津冀三地有自己主打的戏曲种类,京剧、天津快板、河北梆子,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这种“专属”的姿态更加突出。可以说京津冀三地文化的趋同性虚化,而相异性却增加。虽然近年来三地的戏曲在走向融合,但这种融合还是比较单薄的,或者说是非常单一化而未普及的,如何让文化认同感能够大幅度提升,从细节方面考虑会有更多的启示。如何努力提高京津冀的文化认同水准,加强个体对于京津冀文化的认同,从而促使文化认同落实到个人层面,而非泛泛而谈,是我们需要静下心来着力解决的问题。
京津冀发展不仅是活力强劲的经济增长极,还需要形成生机勃勃、开放和谐的京津冀文化体系。这种文化对内应该是丰富多元的、相互借鉴学习而又各具特色的,对外是开放包容但又与众不同的;是有京津冀气派的,是与传统不可分割但却是具有鲜明时代精神的。它是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京津冀特有的地域文化,它应在世界文化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影响和地位。显而易见,这种文化,目前还没有形成。
(二)三地的文化形态使得京津冀三地文化隔阂难以打破
京津冀地区存在三种文化:皇城文化、漕运文化和直隶文化。这三种文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京津冀文化建设的进程。按照文化区划分标准,京津冀本属于同一个文化区的三个亚文化区——历史上同属燕赵文化,后来随着政治、经济、交通等的发展变化逐渐分裂为京文化、津文化和河北文化。半个世纪以来,在行政体制分异的强化作用下,同一文化区的同一性被不断淡化,亚文化区个性差异特征被不断突出。
北京是典型的“城”世界。北京城墙之多,铸就了封闭自大的围城情结,造成了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京派文化的霸气、帝王之气。但这种特质无形中阻碍了北京与河北、天津之间的联系。天津的漕运文化既赋予天津人创新的精神和开放的气质,又使天津文化具有相对保守本位的特点。河北曾拥有文明起源最早的天时,怀抱京津的地利,但这种文化不仅渐渐消弭了自身的特点,使文化体系变得驳杂多样,而且在飞速发展的时代潮流面前河北人变得保守,缺乏自主自立意识,多年来只能扮演京津米袋子、菜篮子的角色,错失了太多的发展机会,成为阻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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