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旁白》：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目前还受该项退休年龄制度影响的主要是三类人，政府公务人员、事业单位员工和国有企业职丁。人群越来越庞大的其他所有制企业员工和农民早已与之无关，退休与否，完全受自己意志的支配。我们先说国有企业员工，除了少数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之外，绝大部分国有企业都已经或正在经历改制和“减员增效”——除下岗之外，一个普遍操作形式就是提前退休。因为从1997年开始我国实行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国有企业工人按照规定都参加了国家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在工作期间按时向国家缴纳一定的保险金，同时企业也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缴纳，如果提前退休，则企业便能少缴养老保险金以减轻自己的负担，而职工退休转入社保系统后，由国家发放养老金，虽然职工收入可能有所减少，但避免了下岗的风险，并能在每月拿到稳定养老金的基础上，自己可以开辟更多的收入渠道。而对下岗、失业或者企业效益不佳以至于连企业应缴的那部分养老保险都得自己垫付的职工来说，能够办理退休手续从政府社保部门拿到养老金，更是一大喜事。
相反，政府官员和由公共财政养活的事业单位员工却可能从推迟退休中获利。由于手捧“金饭碗”，他们不用担心下岗失业，那么饭碗自然越牢固越好，时间越久越好。当然，这些位居社会中高层的精英分子里不乏开拓进取之人，但55岁或60岁退休之后并非没有他们发挥余热的舞台。相对应的是，其中自然也不乏凭借自己的职业或岗位寻租设阻者，这一点可以从“59岁”居然能够成为一个现象而窥见一斑。对他们来说，在位和退休的差别几近霄壤：只要在位，职务消费、灰色收入应有尽有，而只要退休的文件一下来，人走茶凉，这其中的落差自不待言。
必须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亚当·斯密所说的每个理性的“经济人”都会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毋庸讳言的自然规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道：“每个人都只想到自己……但是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个人的白利心反而能促进社会福祉。”他说的这只手是市场，但当前各国政府依然保留了相当大的干预经济和资源配置的能力。中国社会中行政权力更巨，因此，一项公共政策的选择取舍是否公平就显得极为关键，可惜的是，在这方面，各利益群体的话语权和谈判能力并不成比例。当政府中有权做出公共政策决定的人必须在政策取舍中进行选择时，出于“经济人”理性，他们肯定更愿意选择那种对自己更有好处的方向，而下岗职工们则只有被关怀的荣幸了。
目前，中国现收现付式的社会保障体制——即用今天的工人所缴纳的保险金来支付今天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确实出现了巨大的缺口，据官方公布的数字，现在每年的养老金缺口有1000亿元，而每推迟退休一年，据说全国养老统筹基金就可增收40亿元。虽然依旧无济于事，但这或许已经是推迟退休最能拿得上桌面的理由了。
但早在2003年“两会”期间，吴敬琏和林毅夫就联合提出，在中央政府向各级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划拨国有资产之前，应首先切出足够的国有资产（包括国家在国有控股公司中的股东权益）过户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用以偿还国家对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会保障隐性负债。如果按照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国家企业中，不被解雇权就相当于产权”的观点，由产权变成债权，划拨国有资产归还国家对老职工社会保障基金欠账，已经算是退而求其次了，但就这样的一个建议，迄今没有“福泽天下”，相反一边是国有资产大量被攫取，一边是养老金越欠越多。这何尝不是中国公共政策的一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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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
★高昱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带领的《商务周刊>杂志团队是中国市场经济启蒙与破晓的啼血子规，不屈不挠地鼓与呼。这本书的许多文字都给我们留下了时代的记忆，重温便是体会社会的进步，或是心痛。
——王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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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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