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是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直属事业单位，主要承担人力资源和公共管理理论，政策及应用研究。多年来，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积极发挥理论研究和政策咨询的职能作用，与国家部委，地方政府、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科研合作网，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为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咨询服务；同时，还在人力资源和公共管理领域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国际行政科学学会成立于1930年，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国际行政科学学会是引领公共行政科学发展的国际学术组织，是各国公共行政改革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经验，寻求发展理论指导的重要智库。其宗旨是促进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力求中立和客观地传播相关思想和观点，通过推进善治并支持现代化的和负责任的公共行政，改善世界各国的行政科学。

　　《国际行政科学评论》每期围绕一个行政领域的主题进行讨论，主要刊载国际行政学界对该主题的zui新论述。《国际行政科学评论（82卷第1辑 2016年3月）》的主题是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研究，包括多层治理背景下的公共服务管理和合作生产、激活公共服务的集体合作生产、再就业促进服务合产的功因、校园安保的共建等内容。

　　五、讨论：把经验数据与理论联系起来
　　把理论与经验数据联系起来，我们就会有趣地发现，在那些源自跨学科研究路径的变量中，有哪些变量被案例证实，又有什么新因素冒出来，没有包含在理论模型中。
　　基于这些经验数据，重要性的确可以被视为公民考虑是否参与的一个起点。重要性没有被明确提到的案例只有一个，那就是小学里的代表顾问委员会。似乎是家长们大体上已经知道了委员会的存在。在荷兰卫生保健组织的案例中，几位受访者解释道，最初他们并不清楚用户委员会的存在，但是在了解之后，他们就开始考虑参与了。他们被吸引而考虑成为合作生产者的途径各不相同，不过，通常都是通过家庭或委员会／邻里守望组织成员这样的途径。
　　内在效能感与外在效能感、信任感与容易度，被放到了我们模型的第二层级上。容易度在四个案例中都没有被明确提到。来自用户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的受访者提到有足够的时间很重要。这可以视为一种“交易成本”，但是会使容易度这一概念的定义有些狭义。相比于理论模型中涉及个人特征或认知的其他变量，容易度更多地是涉及开展合作生产的领域的特征。除了邻里守望组织的案例之外，在其他所研究的案例中，公民的参与都有法可依。这可能意味着合作生产的过程已经实现了制度化和便利化，容易度已经不成问题了。四个案例都提到了内在效能感。作为代表顾问委员会成员的受访者认为，许多家长不参与可能是因为感到没有能力。合作生产的参与者认为他们当然需要某些参与技能。这在两个卫生保健案例中都十分明显。公共服务的合作生产者提到他们在有偿工作或志愿者活动中练就的技能，并且认为通过委员会他们才可以运用这些知识和技能，为的是做些有益的事情和改善提高卫生保健质量。
　　外在效能感在所有的案例中也都被提到了。受访者认为，委员会使他们有机会改变组织和控制管理。通过委员会，他们在组织中有了发言权。在邻里守望组织中，受访者感觉到他们有机会与警察合作解决问题并为社区做出贡献。居于模型第二层级的最后一个变量是信任感，具体化为人们在决定是否参与时对所感知到的“体系”的信任。然而，这没有被案例所证实。没有一位受访者提到过对组织和专业人员的信任是他们决定参与的原因之一。然而，一旦他们变成了公共服务的合作生产者，他们就的确会提到他们有信任感。所有四个案例都提到了与专业人员（即管理人员或警察）的关系。而且，恰如模型所预期的，这与对外部效能感的考虑密切相关。在两个卫生保健案例中，受访者发现，管理人员态度开放并愿意倾听他们的想法与忧虑很重要。在代表顾问委员会中，情况也是如此，虽然此处的公共服务合作生产者的态度更具有“与生俱来的”批评性。对于邻里守望组织，信任感主要指的是共享信息。
　　根据这个理论模型，我们预料个人特性（即社会经济变量和社会联系）会影响内在与外在效能感、信任感以及容易度。卫生保健案例和顾问委员会都提到了社会经济变量。受访者提到，他们利用了在其他志愿者活动或有偿工作中练就的技能。基于这三个案例，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社会经济变量只与内在效能感相关：由于有这种过去习得的技能，受访者觉得他们能胜任公共服务的合作生产方。社会经济变量与外部效能感、信任感以及容易度的关系没有被提到。社会联系在荷兰用户委员会和代表顾问委员会案例中被提到。然而，它与模型的第二阶层上的变量没有联系。相反地，受访者谈到了他们的社会关系网（家庭、已成为公共服务合作生产者的人、他们在学校其他活动中见到的人）如何使他们知晓参与的可能性，或者如何激起他们对这些组织及其管理的兴趣。被要求是参与的一个重要诱因。这意味着社会联系可能与重要性相关。根据我们的模型，我们发现社会关系网也可能是制约性因素，例如没有足够的时间。或者如一位邻里守望组织的参与者所言，“我周围的人对我做这件事的原因表示怀疑”。
　　按照我们提出的模型，动机会影响重要性。代表顾问委员会案例、邻里守望组织案例以及用户委员会案例，都提到了利己动机。然而，人们并不是以消极的方式提到利己动机。他们指的是诸如通过课程发掘自己、体验被认可的感觉或者会见他人（在用户委员会中是指有同样处境的人）这些方面的利己动机。后者与这三个案例中某些人所提到的“舒适性”有关联。像代表自身利益或某个家庭的利益这样的利己动机几乎被所有受访者否认。你对该组织所承担的责任可能是基于某位家庭成员，但是你一旦成了公共服务的合作生产方，你就应当考虑普遍利益。
　　所有案例都提到了利公动机。公共服务的合作生产者发现，倾听全体用户的利益、提高质量、让社区拥有更高质量的生活以及在财政紧缩时期他们能有所帮助，这些都很重要。社区的定义是狭义的：合作生产方所生活的组织与身边环境。合作生产方想要提高具体某所学校的教育或者改善他们自己小区的生活质量。如果常住于某个卫生保健组织的家属去世了，义务就会消失，继续当委员的动机也会消失。因此，虽然受访者认为他们想要承担起“作为一位公民”的责任，但是他们实际的参与似乎更多地与较低层面的具体利益相关。根据这些数据，我们不能确定这两种动机是否的确会影响重要性。然而，这些动机在服务供给方的参与行为中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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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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