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殊信仰在中国的初传
文殊菩萨是随着印度佛教东渐而传入中国的。尽管人们对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普遍认为佛教是在公元 1 世纪左右东汉明帝“夜梦金人”之后不久传入的。关于这个故事，是说在东汉永平年间（58 ～ 75 年），汉明帝晚上做梦，梦见一个全身放金光的神人在殿堂里飞绕而行，第二天他便召集群臣，问梦见的是何方神圣？他的大臣告诉他这是西域的“佛”，于是汉明帝便遣使西行，带回佛经，并在洛阳新修白马寺，佛教自此传入汉地。
文殊信仰并不是佛教传入之初就已在中国广泛传播了，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印度，大乘佛教继小乘佛教之后兴盛，继而大乘佛教中宣扬的菩萨乘才被广泛信仰，在中国也是如此。文殊信仰主要是由大乘佛经的译介和流传而建立起来的，随着大乘经典被译经家传译，文殊、观音等菩萨也逐渐在中国信众的心目中成为重要的信仰对象。因而，文殊信仰最初能在中国传播，早期的译经家们“功不可没”。
安世高与文殊经典
安世高是安息国人，安息国建立于公元前 250 年左右，汉朝取其开国者阿尔萨克斯之名音译“安息”作为国名。安世高是安息国国王的儿子，他自幼聪颖，博览群书，精通各国典籍。但是他没有长久地继承父亲王位，而是在做了一年的国王之后将王位让与叔叔，自己出家为僧，从此开始四处游学，弘扬佛法，后来来到中国。
安世高来华的时间大致在汉桓帝（132 ～ 167 年）前后，他首先到达的是洛阳一带。但是当时的洛阳，崇信佛教的信众是将佛教当作一种神仙方术，对教理教义的理解并不深，甚至完全误解。安世高为了让人们了解到真正的佛法，产生了翻译佛经的想法并很快付诸实践，他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系统翻译佛经的大译师，他的译经带来中国佛教最初的发展与兴盛。
在佛教史上，许多佛经为谁所译常有不同的记载，是否为署名者所译也难以考辨，但普遍认为安世高共译佛经 35 部 41 卷，现存 22 部26 卷。他的译经主要是小乘系佛经，重点是介绍小乘的禅修方式。但实际上，安世高也翻译了一些大乘类经典，其中就有关于文殊菩萨的经文，如他所译的《佛说佛印三昧经》(《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为《大正藏》，第 15 册 ) 和《宝积三昧文殊师利菩萨问法身经》(《大正藏》，第 12 册 )，其中的内容都与文殊菩萨的智慧说法相关。这两部经中，前者是佛为文殊菩萨说法，在经的开始部分，佛就将文殊菩萨放在一个极高的位置上，说文殊师利菩萨才智最高，其他诸菩萨的智慧都比不上文殊；后者是佛与文殊就佛法深义的问答。
尽管安世高所译佛经中主要是小乘经典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他所翻译的大乘经典，首次将大乘菩萨引进中国人的视野。随着大乘经典越来越多的传译，菩萨信仰在中国兴起，其中常以辩才无碍智慧超群的形象出现在法会上的文殊菩萨，成为中国人心中智慧的象征。
竺法护与文殊经典
对文殊信仰传播影响最大、翻译文殊经典数量也最多的译经师当属西晋时的竺法护。竺法护，月氏国人，但他从小居住在敦煌，8 岁出家，随其师姓为“竺”。据说他具有过目不忘的本领，还能日诵万经，聪慧绝伦。他注意到当时的佛教徒们只是重视寺庙图像，而不关注佛教大乘经典的传译，因而发下宏愿，要传译西域佛经到中国。自此他便穷其一生翻译佛经，共译经 150 多部，300 多卷，占据西晋翻译佛经的多一半，堪称是中国早期最为著名的译经家之一。
竺法护所在的时期，大乘佛教开始普遍传入中国，他主要翻译的也是大乘经典，其中有关文殊菩萨的经典占据很大比重，传译佛经长达 43 年的他是早期翻译文殊经典最多的译师。
初期大乘经与文殊师利菩萨相关的非常多，近代学识广博的著名高僧印顺法师将这些经典分为三类：一是佛对文殊说的法，有 7 部；二是以文殊说法为主的佛经，有 28 部；三是偶尔提及文殊，或文殊菩萨参与回答的，有 12 部。这三类合计为 47 部。在这 47 部佛经中，竺法护传译了 25 部，尤其是以文殊说法为主的 28 部经中，竺法护翻译的占了三分之二，如《文殊师利佛土严净经》2 卷（《大正藏》，第 11 册）、《佛说文殊师利现宝藏经》2 卷（《大正藏》，第 14 册）、《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经》3 卷（《大正藏》，第 15 册），可见竺法护对文殊信仰的重视。
在竺法护之前，对大乘菩萨行尤其是文殊菩萨经典的翻译，无论从数量和重视程度上都是远远不够的，没有形成普遍的文殊信仰。随着大乘经典的翻译和译经家们的弘扬，文殊菩萨在百姓心目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认识了佛经中辩才无碍、地位重要的文殊菩萨之后，在了解了文殊菩萨解说佛法以引导众生脱离昏暗无明的深厚宏愿之后，文殊菩萨便成为民众信仰的对象，文殊信仰也逐渐在社会各个阶层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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