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国际安全、战略思维的界定　　任何科学研究，都因不同的研究对象，而有不同的理论与方法，形成一系列的概念体系。有关安全、国际安全和战略思维，不同的人因各自的认识视角和不同的阐述方式，认知上具有一定的差异，因此，世界上几乎找不到完全一致的定义。为了把握国际安全战略思维的本质，本章选取了国内外六位学者的论述，以理解当代战略思想界对安全、国际安全、战略思维的zui新认识。尽管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我们仍可从研读中发现这些问题的基本属性，并有助于了解并把握其本源内涵。　　1.1.1克雷格·A斯奈德：战略　　研究与安全研究（节选）　　克雷格·A斯奈德（CraigASnyder），澳大利亚人，供职于迪金大学澳大利亚及国际问题研究院。本文选自《当代安全与战略》一书diyi章。该书的作者试图适应冷战后新的国际安全环境、新的战略现实需要而拓宽安全研究的范围，从纯军事的战略研究领域扩展到非军事领域，避免“迷失在安全研究的层出不穷的新概念里”。　　冷战的结束使安全研究发生了形态转换。人们被迫重新思考支撑安全研究的基本假说。从总体上说，国际关系研究，尤其是安全研究的一些关键性概念面临着变更：安全、权力、冲突，以及民族国家。50年来，有关国际冲突的学术性理论描述都是在冷战和两极格局主导下进行的。学者和决策者都一样是在该国际“体系”内解释和预测冲突。但是，他们对冲突本身却未必感兴趣，主要是关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这部分是由于大多数冷战安全理论家都是带着现实主义的范式来观察世界的。现实主义者辩称，国际体系在本质上是无政府状态，各国的行为都是为了zui大限度地追求权力或安全。这样，zui强大国家的行为也就成了研究国际体系的学生zui关注的对象。　　随着冷战两极格局的消失，需要提出新的安全观念，以适应冷战后世界的军事现实，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在军事方面，核战略与威慑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未来战争的性质等问题将依旧成为主要的关注焦点。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关于战略的理论基础，国际安全(包括地区安全)，以及冲突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根源等问题。什么是战略研究和安全研究?　　在战略或安全研究领域，大多数文献要么是聚焦于以传统办法对付传统问题，如约翰·摩尔希默或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等人的著作；要么是以新的办法对付新的问题，如辛西亚·恩洛伊(Cynthia Enloe)对全球力量关系的女权主义调查；另一些人的研究，如马克·莱维(Marc Levy)论环境安全的著作，布莱德·罗伯茨(Brad Roberts)论人权的著作，以及麦龙·温纳尔(Myron Weiner)关于移民问题的研究，则是以传统的手段来处理新问题。这些著作力图拓宽传统现实主义有关安全的概念，将一些非军事的安全威胁因素，如环境、人权以及跨界流动人群等问题也包括进来。此外还有一个途径，即本书所采用的，以新的办法，重新开展对威慑、扩散以及军事革命等传统问题的争论。因此，本书chaoyue了主导安全领域研究的现实主义分析，以保持这些新方法的内在的连续性。它还通过审视从社会或个人层面到地区或全球层面等不同层次的安全问题，对深化安全研究的进程作了探索。　　作者们是在这样一种认识之下联合起来的：现实主义只盯着国家所面临的来自境外的军事威胁，已经不足以判定什么或谁是否安全，这些是什么样的威胁，以及它们源于何处这样一些问题了。然而，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究竟从哪里将安全研究并入更宽泛的国际关系研究的概念结构体系。看起来，将安全研究看作国际关系的一个子领域，就像国际法一样，是符合逻辑的。但是这样做的问题在于，安全研究的许多重要的问题，难以从国际体系的政治、经济或社会问题中分离出来。如果不了解各方对立的根源，不考虑诸如实力、态势、意识形态和财富等问题，就干脆无法弄清楚战争的军事含义。政治依旧是战争的主要根源。正如莫汉·马利克在第二章中所展示的，早期的战略家们，尤其是克劳塞维茨，都把战争看作是政治的暴力形式。而在理查德·贝茨看来，“如何将力量变成一种合理的政策工具，而非无头脑的屠夫……即如何将政策和战争统一起来”，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