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佛教与中外交流》探讨了中古史中佛教与中外交流的诸多问题，内容包括东亚佛教的“边地情结”和祖谱建构、中古佛教史上几位名人如昙无谶、法藏、智慧轮等的生平事迹考证研究、梁武帝皇宫中的佛教设施和佛教活动、中古译经过程研究、中西佛教互相影响和交流等，作者的观点和论证过程都比较精彩，颇有学术价值。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分析了天台宗四部主要作品——《传述一心戒文》、《睿山大师传》、《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显戒论缘起》——所含括的几件文书。这些文书不是被认定为最澄的“付法文”，就是与后者紧密相关。然而，如我所论无误，这些文书表现了最澄的门徒为重新阐释和合法化最澄所得的密法传承所做的努力。

　　《传述一心戒文》中包含了一个所谓的“朝廷度牒”，自称由桓武天皇政府颁发给最澄，以证明其宗教成就。然而，仔细观察之下，这件“度牒”的来历颇为可疑，它试图拔高最澄的主要密法导师顺晓，声称他是一位名僧，是印度密法大师善无畏的三代弟子。这种诉求相当引人瞩目。我们在《睿山大师传》与《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中发现了一通“付法文”，据说是顺晓授予最澄的。这一“付法文”也是在日本伪造的，目的在于将最澄导入一有名的法脉。该法脉据称为善无畏所创，并由一新罗僧人义林所传承。该“付法文”说是义林向顺晓传授了密法，而顺晓自己又授法予最澄。它的出现标志着台密法脉构想的正式形成。据此“付法文”，该法脉可追溯至唐中国，乃至印度。

　　最后，我们在《显戒论缘起》中找到了最澄“付法文”的第二个版本。这个版本的“付法文”对支撑早期天台宗的某些重要的意识形态的形成至关紧要。它将最澄传自顺晓的密法重新阐释为一种“真言—悉地的三重匹配”，并隐含了“三部互糅”的观点。最澄从顺晓那里接受的密法因此被刻画为三部密法（金刚界、胎藏界与苏悉地）的统合。这种说法的目的是为了超越真言宗的密法传统，而后者自称为金刚界与胎藏界两部密法的结合。

　　由于最澄的嫡系弟子（尤其是光定与真忠）和他的二代弟子（以圆仁为杰出的代表）的持续努力，最澄的密法传统在9世纪中期被牢固确立起来了。然而，尽管当天台宗在与真言宗争夺日本密法的统治地位时，从“付法文2”这样被伪造的文书中获益良多，但天台宗人也会对“真言—悉地三重匹配”这种理论没有任何典据而感到尴尬，他们亟需为这三重配对寻求典据。正是这种宗派因素促成了又一轮伪造———这次是围绕着“悉地三部”而展开的。天台宗将它们伪造成译自梵文的汉文译本。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此三部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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