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科研精品文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党校版）》：
一、问题的提出
价值问题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课题。价值观体现了主体对自身及外界事物的价值定位、价值取向、价值追求。价值观是关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存续发展的重要元素。核心价值观是起主导、引领和规范作用的价值观，是一个民族长期精神创造和文化积淀的产物，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内核和灵魂，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基本特点和发展方向，支配人的精神生活，维护民族和国家认同，是支撑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精神力量。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代、不同社会环境、不同文化背景下都必然有相应的核心价值观。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文化是价值观的基础和底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数千年来从未中断，以一种无声无息、无影无形的力量，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塑造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民族所秉持、世世代代薪火相传的核心价值观，都凝结在文化中，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华文化的传承和演变实际上也就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存续和变迁。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变迁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以儒为主体，以释、道为两翼的传统价值观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一代圣贤孔子所创造的儒学，自汉代开始到清代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其核心思想是一种伦理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民本的“仁”的思想，这是本体意义上的善之人性，亦是主体的仁之理念；二是宗法的“礼”的思想，这是客体的外在的礼之规定；三是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这是整体的伦理政治目标和价值指向。这三个方面相辅相成，客观上形成了一种伦理政治的超稳定的结构。到西汉时代，经过了秦以来儒家与道家的激烈论战，汉王朝最终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格局，儒学从一个普通学派一跃获得天下独尊的地位。它适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体现了中国社会“家国同构”的根本特征。宋明时代，理学在复兴古典儒学的形式下，把儒、释、道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了以儒家德性为主体，以道家道心、佛家佛性为补充的一体化的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三维结构。儒，教人在人世中积极进取；道，使人身处逆境时仍能逍遥洒脱；佛，把人的生前身后联系起来，为人的灵魂找到归宿。千百年来，中国人就是在这种文化结构和价值体系中繁衍、发展，积淀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文化价值基因。
在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的中国近代社会，中国出现了价值观危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急剧变迁，经历了转型与重建。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隆隆炮声把中国送人了近代，一个貌似强大的封建帝国迅速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民族的存亡危机，迫使中国人民必须起来寻求新的发展道路。一大批有识之士纷纷起来进行反思，如何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如何避免亡国灭种？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面对这一系列问题，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为抵抗外侮学习西方科技，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既要求捍卫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又主张引进西方的物质文化。“中体西用”的主张对于冲破儒家文化固有体系的禁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儒家文化“内圣外王”的逻辑被解构。以康有为、谭嗣同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冲决罗网”的口号，对“三纲五常”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力图用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规范来代替中国的封建道德。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为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里程碑，使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掀起了追求个性解放和救亡图存的高潮。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1929年，胡适提出了“全盘西化”的观点，在反对封建复古主义和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同时，忽视了文化的民族性。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广泛探索，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纵观近代100多年中国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演变，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一直处在不停变动之中，与西方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始终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乃至相互冲突。这是一个特殊历史阶段，国家不振兴、民族不独立、人民不幸福，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处在一种失落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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