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进入、何时进入以及怎样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已经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和焦点。围绕这一宏伟命题，主流观点从“发展方式转变”的角度看待中国迈向高收入的过程，另外一些研究侧重从“现代性”的视角加以考察。本书认为，应将“中国迈向高收入过程”放到中国现代化整体进程中来理解，它本质上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从现代化转型的要求出发，中国社会由金字塔型结构向网络型结构、由层级式分化向功能式分化的转变将是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
一、缘起：陷阱和高墙
2010年笔者参加了一项关于“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该项研究是由中央领导交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承担的。开展研究的背景是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世行标准的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而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就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难以再继续上升到高收入水平。中国是否也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经常用来描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是拉美等国家的情景，它们大都有过快速增长、又长期处于停滞的经历。例如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5000元左右一路上升到70年代初的8000元左右，然而从1974年到1996年，其人均收入起起落落、跌跌撞撞，在长达20多年时间内一直处于6000～8000元的区间之中。类似的情况有巴西的1980～1995年（5195元）、墨西哥的1981～1998年（6717元）和智利1971～1988年（5597元） 。
世界银行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分析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报告认为，一国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发展机制与实现起飞的机制有着根本的区别，进入高收入所需要的制度、战略和政策更复杂、更具挑战性。因此，虽然不少国家能够打破最初的贫困陷阱、实现起飞并非常迅速地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但只有很少的国家能够跨越这个阶段，而是常常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Gill and Kharas，2007）。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情景，前者是一国的工业化没有正常持续进行的状态，人均收入在4000～7000国际元（报告称之为“陷阱”）；后者是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后发优势基本释放的状态，人均收入为11000国际元左右（报告称之为“高墙”）（刘世锦等，2011）。
报告指出，拉美等地区的国家之所以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是其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导致后发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工业化和高速增长过程难以持续进行。报告认为中国不会落入拉美国家类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构成“真实挑战”的是其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后，能否成功地实现转型升级，像德、日、韩等国一样跨越“高收入之墙” 。
报告还根据德、日、韩等发达经济体的经验，预测在2015年前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下一个台阶，实际GDP增速将从“十二五”（2011～2015年）时期的年均9.7%下降到“十三五”（2016～2020年）时期的6.5%。考虑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高达10.6%，而且在2001～2010年这十年间也基本上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高增速。研究在当时就提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并预判了下降的时点和幅度。在事后看来，这些预判有着惊人的准确性。有鉴于此，此项研究成果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和“中国发展研究奖特等奖”等殊荣。
当然，任何研究有独到成功之处，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对于此项研究而言，较多的质疑集中在：一是依据的国际经验仅限日、德、韩等几个经济体，样本数量太少，使得总结出的“挤压式增长”和“经济增速下台阶”等“典型化事实”其实并没有那样“典型”，有限的样本也难以支撑起严格的计量检验。二是预测只根据国际经验作简单的类比外推，考虑到不同国家在各自经济增速下滑时所处时代不同，国际环境、资源禀赋和技术条件等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简单类比的方法不免有“刻舟求剑”的嫌疑，存在不小的主观性和偶然性。因此，相对于较为粗疏的理论框架和预测方法而言，此项研究的问题不在于预测结果的准确度太低，而是太高，如此高的准确度可能更多地要归因于运气和巧合，而不仅是理论的合理性和方法的有效性。
尽管如此，研究敏锐地观察到德、日、韩等经济体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时的一致性，其人均收入水平分别在德国10440元（1969年）、日本11145元（1974年）和韩国10974元（1994年）（刘世锦等，2011：10），且均处于工业比重达到峰值后逐渐下降、城市化步伐放缓的局面。如上所述，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千差万别，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生阶段转换、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时间也存在不小的跨度，但为什么会有如此一致的人均收入水平呢？这也许不完全是巧合所能解释的，应需要得到更深入的探究。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中国确实遵循的是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类似的发展路径，那么目前中国的战略、体制和政策与当年的德日韩台等经济体又存在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中国是否也能像这些经济体一样顺利地完成经济增速下台阶的过程、实现转型升级而跨越高收入之墙呢？报告并未给出明确的回答。事实上，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的逐步下滑，对于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仍然不绝于耳，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因此，无论是冠以“陷阱”还是“高墙”的名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仍然是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
二、增长、分工与交易费用
带着“中国能否顺利迈向高收入国家”的疑问，笔者开始对经济学中的增长理论进行一些涉猎。当时主流的看法认为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看，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更多由要素数量投入的增加转向要素使用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内生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此如何推动创新、提升技术水平被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或增长方式）转变的重中之重，这也是当前社会的普遍观点 。
然而通过仔细对比可以发现，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低。有研究指出，日韩等亚洲经济体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均经济增速大约在7%～8%，其中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一半左右（即年均增速3.5%左右），其他则来源于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能达到两位数，不是在要素生产率提高上有什么根本不同（中国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也在3.5%左右），而是要素投入和人均资本的积累比其他经济体增加得更多、更快 。
与此同时，“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之间也并不完全是非此即彼、互相替代的关系，它们在很多情况下是密不可分的。例如一个新机器设备的引入，既带来了投资的增加，也导致技术水平的提升。尽管在理论上可以明确区分“要素投入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在现实中两者往往一起产生作用，甚至只是同一过程的不同侧面。如上所述，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逊色，将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完全解释为只是依靠要素投入增加的粗放式增长，并不符合事实。
更关键的是，虽然将中国能否进入高收入归结为能否实现发展方式（增长方式）的转变，或更为准确地解释为能否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从而提出推动创新和转型的战略和措施，这样的政策思路并没有错。但是，又是哪些因素影响着一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妨碍其创新和转型而不能进入高收入行列？那些顺利迈进高收入的国家又做对了什么，能够保证其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呢？这些仍然是有待继续探究的问题。
就这样，笔者开始逐渐注意到分工理论对于经济增长的解释。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增长理论，更多是站在分工水平和产品结构既定的前提下，用各种要素投入和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来解释经济增长。换言之，新古典经济的增长理论既不考虑分工深化提高专业化水平而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也很难引入由分工而致的新产品和新行业对经济增长的收益（杨小凯，1998：12～17）。
但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分工的不断深化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原因（孙广振，2015）。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由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助于分工程度的持续深化，而分工深化带来的生产方式迂回和生产效率提高，使得产品成本下降和产品数量增加，反过来又会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由此形成了一个“分工深化—市场扩张”的循环累积过程，有力地推动着经济的持续增长（Young，1928）。在上述过程中，无论是物质资本（机器）的引进、人力资本的积累、还是技术的进步，乃至相应的制度变迁，都既是分工不断得以深化的原因，更是分工深化所带来的结果。例如许多应用于具体生产过程的专门技术和设备，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很难产生出来的，或者即使产生了也没有用武之地 。因此，分工深化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最为核心的因素，伴随着市场扩张，它与资本、技术和制度等发生着密切的双向互动，从而决定着经济增长的表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工持续深化”被看作“经济持续增长”的同义反复，“分工水平”也成了“生产力水平”的代名词。正如马克思所言：“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 因此站在分工理论的视角，中国经济能否保持继续增长而迈入高收入社会，就成为一个分工水平能否持续深化的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的分工状况决定着其经济增长的表现，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分工的不断深化？既然分工会带来专业化水平提高所导致的生产效率改进，那么为什么在许多国家这样的改进不能持续不断地进行呢？自从科斯（1937）引入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概念以来，新制度主义学派逐渐兴起（威廉姆森，2003；弗鲁博顿等，2006），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利用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来研究分工问题。斯密认为，分工源于人们交换的愿望（即交易能带来双方利益的改善），但分工的深化程度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在交易费用的视角下，市场规模的大小其实就是交易费用高低的表现之一，如果交易费用（交通、运输费用）减小，市场规模就会增大。
在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下，分工既会带来收益（生产效率提高），也会产生成本（交易费用增加）。在张五常看来，交易费用包括鲁宾逊经济（即单人经济）中不存在的成本，在经济中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任何成本都应计算在内。经济产生分工，就会需要制度的协调，即使是不存在交易的情况下也会产生成本（制度成本） 。因此，分工能否深化取决于其所带来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对比，若分工所导致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收益能够超过相应增加的交易费用，那么分工深化就能不断进行，反之则分工水平难以持续提高，经济增长就会趋于停滞。
一旦把交易费用的概念引入分工理论后，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探讨与分工相关交易费用的相对大小（与分工带来的收益相比）。为此，他们开始对各种交易费用进行分类和仔细考察，例如区分事前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即合同签订之前和之后的交易成本） ，或者是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的引入和对各种交易费用的详细研究无疑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于分工的理解，然而如果只是把分工能否深化归因于交易费用的相对高低，似乎也并未真正解决问题。人们继续要追问：又是什么影响着交易费用的高低呢？如果将交易费用看作“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Arrow，1969），甚至是无所不在的“制度成本”，那么仅仅基于“生产效率改进、交易费用降低”的经济视角来解释整体制度的演进（North，1990），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影响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并非只有经济力量。或者说，尽管交易费用的相对高低决定着分工的深化程度，但影响交易费用高低的，并不只局限在经济领域，探究那些决定交易费用和分工水平高低的其他重要因素，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
导言 1
一、缘起：陷阱和高墙 1
二、增长、分工与交易费用 6
三、从分工到分化 13
四、中国的分工、分化与现代化转型 18
五、未尽的讨论 22
第一章中国迈向高收入：
发展方式转变和现代化转型 29
一、中国能否迈向高收入国家是当前研究的
热点和焦点 32
二、“发展方式转变”与“迈向高收入” 34
三、“现代性”的视角 37
四、“现代化转型”与“中国迈向高收入” 39
第二章理解现代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 55
一、现代经济增长的出现和演变 58
二、经济学理论对现代经济增长的解释：
从资本到技术再到制度 64
三、从经济增长到社会变迁 70
四、经济决定论和观念决定论：
马克思典范和韦伯典范 75
五、社会分工和结构演变的视角：
斯密—涂尔干典范 79
第三章现代社会分工和多元化社会的产生：
一个分析框架 85
一、现代社会演进的两个层面：
分化与重整 88
二、“分支式分化”、“层级式分化”
和“功能式分化” 91
三、一个基于社会分工视角的
社会变迁分析框架 99
四、用系统演化方法分析
现代社会分工的产生 107
第四章传统社会的形成、结构及分工 117
一、原始部落社会的演进：
基因的力量 121
二、人类文明的超越突破：
终极价值观念的出现 129
三、传统社会的形成和层级式分化的产生 148
第五章西方世界的兴起和后来者 153
一、西方传统社会：观念、制度与分工 158
二、西方现代社会的出现 173
三、西方现代社会的调整
和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生 183
四、后来者：成功的少数
和不成功的大多数 189
第六章中国社会的演变——
从金字塔型社会到网络型社会 197
一、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念、制度和分工 200
二、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演变 213
三、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迁 220
四、迈向高收入国家：
从金字塔社会向网络型社会的转变 226
参考文献 241
后记 2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