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
总论：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 我写作《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一书，目的是为了从思维的角度阐明中国古代文明、古代的科学技术为什么能领先于世界，而在十七世纪以后，开始逐渐落后？ 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与西方以希腊为代表的思维方式有着显著的区别。西方的思维方式以求知、掌握知识、了解事物的本源为目的，以探索事物的结构、构成元素为重点，强调解剖分析，注重逻辑推理、概念思维、形式逻辑。我把西方的这种思维方式命之为元素型思维。这种思维的优点，是能够深入事物的结构，对事物的构成有深入透彻的了解。缺点是容易陷入孤立片面。中华民族的思维，以实效为目的，因此，注重事物的整体性，事物的发展，发展过程中的各种事物的相互联系，这种思维以名实相符为逻辑基础，以“事、理、类”三物必具为思维的基本形式，善于意象思维、直觉、体味。我把这种思维方式命之为运动型思维。这种思维的优点，是一刻也不能脱离生动的实际。缺点是容易浮浅泛化。
思维方式，归根结底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中华民族的农业社会，决定了中华民族思维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突出地表现在对“天时”、“地宜”的重视。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典籍《尚书》在“尧典”中就记录了尧的主要决策。尧被推为部落首领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格于上下”，即量度天地。量度天地的目的，最重要的就是确定时节，为了适时地进行农业生产。所以委派羲和、羲仲、羲叔等人到各地去，“麻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观察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测量它们的方位，确定时节。可见，尧当政，首先就是抓天时。春秋时期，齐桓称霸，管仲佐政，管仲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
”“四时”，就是天时。管仲提出“三度”说，即“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所谓“天祥”，就是天时的好坏。在当时的情况下，人对于“天时”，无法施加影响，只能顺从，所以管仲说“对天日顺”。而“对地日约”，就是说对地是可以节制的。地，是可以选择、改良的。地对于人来说，归根结底是个“宜”的问题，即是否适宜于人的生活活动，是否适宜于五谷作物的种植。管仲说：“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君以令为权。失天之权，则人地之权亡。”（《山权数》）就是说，“天时”，是决定性的，失了天时，人地之权皆亡。为什么呢？因为失去了天时，农业生产就要荒弃，就要饿肚子。所以在《易经》中，天，是第一位的。《乾》是《周易》的首卦。乾，象征着天。坤，象征着地。
（《系辞上》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易》卦六横，上二横代表天，下二横代表地，中二横代表人。在中国古代，天、地、人三位一体，相互参照，是思维的总模式。《周易》六十四卦，是这种思维模式的演绎。荀子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所谓“参”，就是天地人三个因素的互相参照，以求达到统一。天、地、人三位一体的思维方式，重在时间，兼顾空间，并且考虑到人的因素。这就是整体性的运动型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在古代取得源源不竭的成就，创造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
我说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是运动型的，因为它既注重事物间的横向联系、相互作用，更注重事物的发展过程。《易经》的六爻，就是事物在各个时间段，它的处境、它的遭遇，也就是事物发展过程的体现。
而西方的以希腊为代表的思维方式是元素型的。因为它重在揭示事物的内部结构、探求构成事物的元素，重在既定的空间，并不断深入。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就曾提出构成万物的“逻各斯”说，他说“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而产生”（《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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