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以历史制度主义和冲突与回应理论为分析工具，以实证调研、文献分析为技术手段，通过研究国家与农民之间半个多世纪来的互动关系，跟踪中国逐步走向一个现代国家的进程。在这一伟大进程中，国家与农民互相依靠，他们既有紧密合作的一面，也有冲突和博弈的一面，合作促进了现代国家建设，冲突和博弈也同样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促进了现代国家的发展。在这一进程中，不仅国家逐步走向了现代化，同样，占中国人口主体的广大农民也从传统的农民，开始向一个现代公民的身份转换。

　　《国家现代化与农民工权利演进》：
　　永嘉县派驻潘桥高级农庄建社工作组组长戴洁天和社干部一起为改进生产管理，把全社以行政村为基础，划为7个大队、55个生产队，按每个社员的不同情况，分别固定管理一定的耕地面积。责任到人之后，效率有所提高，但农民并不满意，认为“增产1000斤，也没有我1斤的好处，而且还得罪人”。戴洁天考虑到只“联地”不“联产”还是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于是考虑建立联系产量计酬的包工包产到人到户的责任制。戴洁天的想法得到时任中共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的支持，这时刚好《人民日报》何成的文章《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发表，更坚定了李桂茂的信心，他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讨论是否实行“包产到户”试验。“会上常委们意见相左，除李桂茂之外，支持反对双方各有四票。”李桂茂投上关键的一票，决定进行包工包产到户试点，戴洁天任试点工作组组长。由于潘桥是永嘉第一大社影响太大，试点的选址调整到了燎原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践结果表明这种方式可以很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
　　包产到户很快在全县进入“多点试验”的阶段。200多个农业社，占农户总数42%实行了“包产到户”。温州地区瑞安、平阳、文成等县也动起来。到1957年春天，温州各县有1000多个合作社实行包产到户，包括17.8万农户，占全地区农户总数15%。然而如火如荼的试验似乎没有得到温州地委的支持，1956年11月19日，温州地委的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发表《“包产到户”做法究竟好不好？》的文章，并配发《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社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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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国家的规制与农民的回应
一、缘起：正视“熟悉的陌生人”
二、意义：农民与国家的现代化
三、文献综述
（一）身份与权利
（二）农民权利
（三）农民工权利
（四）问题的根源
（五）解决之道
四、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一）理论方法
（二）实证方法

第二章 不屈的抗争：包产到户的实现与自由身份的获得
一、弱者的武器：农民“反行为”
（一）瞒产私分
（二）偷盗和磨洋工
（三）自留地
二、把颠倒的颠倒过来：包产到户的顽强回归
三、人民公社的废除和农民自由身份的初步恢复

第三章 遏制与突破：农民工流动大潮的形成
一、改革开放前农民工政策的演进
二、改革开放后民工潮的兴起
（一）清退“盲流”
（二）离土不离乡
（三）离土又离乡
（四）阻遏中的前行
（五）拐点：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

第四章 中国奇迹的创造者与“边缘人”身份
一、农民工的贡献
二、“边缘人”身份
（一）政治权利
（二）经济权利
（三）社会权利

第五章 抗争的新趋势——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一、无望弃世与消极抗争：富士康跳楼事件剖析
（一）恐怖的“十连跳”与“富士康”代工王国
（二）泰勒制流水线下的三重“异化”悲剧
（三）各方回应与富士康后危机时代的“围城困境”解析
二、失范性抗争：“砍手党”案例剖析
（一）黑道乡村：砍手党的家族背景
（二）堕落渊薮：砍手党在城市的聚居区
（三）从受辱者到抢劫犯：几位主犯的人生曲线
（四）原因透析
三、暴力型集体抗争的典型范本：广东增城事件
（一）不应发生的“雄起”
（二）非典型维权
（三）当地政府对事件的回应与反思
四、新生代农民工理性集体抗争：本田罢工样本
（一）劳资理性互动
（二）意义：现行制度框架内的维权样本
（三）标志：新兴产业工人阶级的崛起

第六章 赋权：农民工平等权利实现路径
一、宪政赋权：道义的高度与事实的限度
二、外力赋权：全球化的力量
三、行政赋权：责任与利益的博弈
四、市场赋权：权利的现实来源
五、社会赋权：成长的力量
（一）NGO与农民工维权
（二）媒体与农民工维权
（三）社区：农民工权益实现的重要平台
六、自力赋权：以公民的名义
（一）抗争——农民工争取公民权的推手
（二）素质——农民工享受权利的通行证

第七章 基本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