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梦起：变动秩序中的中国发展进路》：国之强盛，大道有方，看名家纵论中国崛起之路。二十位政治、哲学、历史、法学等领域大家观察入微，建言中国发展之路径。
中国梦如何实现？大国崛起之路怎么走？《大国梦起》紧扣热门议题，直指要害。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仅经济繁荣，无法铸就大国崛起之梦。中国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定要从这个社会找寻可以支撑的根基。
《大国梦起：变动秩序中的中国发展进路》选取赵启正、杜维明、葛剑雄、谢宇、苏格、季卫东、李向阳等二十位大家在《文汇报》“文汇讲堂”所作的主旨演讲，从社会学、历史、哲学、法学、国际政治等视角，纵论中国发展之道、大国复兴之路，内容涉及公共外交、中美关系、中华传统文化、海洋权益、“一带一路”、司法改革等主题。讨论具体且深刻，分析理性且全面，展现出“中国世纪”的图景。
作为世界公民的跨文化交流
赵启正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健康快速发展，已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和改革开放前相比，世界对中国的影响密切了，中国发生的事情往往就是世界的事情。要认识到中国的发展不只决定于中国内因，也需更多地研究和改善国际环境。
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个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这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军事环境等等。近年来，传媒业高度发展，文化环境中的舆论环境的影响更加凸显。跟踪各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评价就会发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不解的、曲解的甚至攻击的，比例不少。国际舆论环境中的中国与中国的实际相差甚远。如果要改善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地位，就需要加强国人的国际话语能力——我们的表达要能说服或感动大多数外国人，至少要能促进他们对中国的理解，从中我们提出了“跨文化交流”的课题。这本来是属于学者圈内的学术题目，今天，我认为它应该走到大众中来。
任何国际交流都可归结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跨语言的，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跨语言的背后是跨文化。有时语言的翻译虽正确，却会因文化的差异而引发歧义。
一
中国进入公共外交时代
1976年以前，中国每年出国约1万人次；2008年上升到1200万人次，境外来客是2400万人次(和港、澳、台的往来另有统计)，这样广泛的交流远远超出了专业外交人员和外贸人员的小范围。如今中国人已经是世界公民，足迹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中国人的国际意识增强，关心每天发生的国际大事。中国的报纸上，国际新闻、国际评论大多要占到两个版面。央视和地方台的国际新闻专题也在日益增加。
所以说，我们已进入“公共外交时代”。“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是个外来词，也可译成“公众外交”，是一种面对外国公众，以文化的交往或日常的往来为主的交往，在交往中表达本国文化、国情和政策。它与政府外交构成国家的整体外交。
公共外交的主体包括政府部门，如外交部，而更多的是非政府组织，如民间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及个人。只要两边的交往至少有一边是民间的，就属于“公共外交”。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用几十种语言对外广播，接收广播的是外国公众，也是公共外交的一例。在这种公共外交中，个体不代表国家主权。但是，在双边交流中，个体间可以有深度的沟通。这种公共外交对增进国家、民众间的相互理解的贡献很大。例如，被誉为中国十大智库之一的上海国际关系研究院就曾对中国外交发展提出过及时的建议，并得到采纳。
在公共外交过程中，在任何场合和外国人交往时，只要有跨文化交流的意识，就会使交流取得更大的成效。
1. 文化多样性永远存在
当前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2500多个民族，共有6000多种文字，《圣经》是世界上翻译文本最多的书，有2197种。即使在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文化的多样性仍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并将是人类继续存在和发展的不变方式。
什么是文化或文明？据统计，有200多种定义。比较典型的是英国人类学学者泰勒的说法:“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义上说，在不同社会条件中的文化是一个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德国社会学家艾尔夫雷德·韦伯的说法则把文化和文明作了区分：“文化与文明的分别，便是文明是‘发明’出来的，而文化是‘创造’出来的。发明的东西可以传授，可以从一个民族传授到另一个民族，而不失其特性；可以从这一代传到那一代，而依然保存其用途。凡自然科学及物质的工具等等，都可视为文明。”比如蒸汽机时代、电气时代、电视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等等，基于技术发明而形成的文明很容易传播，几年内就传遍世界。文化则不同，包含语言文字、绘画、戏剧等文化没有个体发明人，其创造者是民族集体。属于民族的秉性和固有性的文化不易丧失，也不像文明那样容易传播。因为文明和文化的此种区分，对外交流时我们说“跨文化”，而不说“跨文明”。
简单来说，文化可以分为“看不见的文化和看得见、听得见的文化”。看不见的文化是指价值观、信仰和与语言文字有关的思维方式等等。通过言行，通过“文化的表现形式”或“载体”(这里不是指纸张、胶片或无线电波等意义上的载体)才看得见、听得见的文化是指语言文字、文学、知识、音乐、舞蹈、戏剧、绘画等等。
价值观、信仰和与语言有关的思维方式，通过言行、文化的载体才能表达出来。如果没有接触过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等看得见、听得见的艺术形式，你不会知道一个陌生的民族是什么信仰，有什么价值观。比如，看京剧可以看出中国人的价值观，“包公戏”说明中国古人痛恨腐败，《穆桂英挂帅》表现中国人很爱国。《罗密欧与朱丽叶》表现的是西方的价值观，你不爱我就不让你活了；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是“化蝶”，这就是不同的民族文化的区别。文化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民歌、民谣，中国代代相传的对联也是民族价值观的表现。
2. 文化传播全球化≠文化全球化
文化有没有全球化的问题？德国人定义“某一个规则或某一种习惯，它不是在一个地方有效而是在全世界有效，那它就是全球化了的”。虽然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也可以认为有关经济的某些管理方法、质量标准和贸易规则(有人称此为“经济文化”)确有趋向全球化的现实，但不能由此推论就有文化全球化的前景。
由于电影、卫星电视、互联网和大型喷气式客机的普及以及手机、个人电脑、DC、MP3之类用品的廉价化，文化传播成本减低了，也只能说这属于“文化传播的全球化”，仍不能说文化全球化。
有人说，中国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有小提琴协奏曲的表现形式，这是不是文化被全球化的一例？我觉得这只是用一个国际认可的方式来表达中国文化，载体是小提琴协奏曲，内核仍是中国人的精神。
二
要正确对待文化差异
世界上存在多种多样的文化，我着重强调的是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不管你是否喜欢，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一种现实，至于如何认识和对待文化的多样性，却是能够选择的。
互相尊重，文化可以互补，并创新本民族文化。中国文化传到日本、韩国，帮助他们创造了本国的文字。同样，日韩文化对中国也有反馈。1910年，中国派的大批留日学生回国，把日本新创造的用汉字组成的词汇带到中国，有人统计有980个。如一些科技名词和政治名词：“物理”“化学”“宪法”“民法”“共产主义”“共产党”；还有“稳定性”“可靠性”“先进性”这类名词，以及“绿化”“城市化”“自动化”等等。
1. 中国的“平天下”会让邻国担心吗？
如果毫不在意，文化差异就会形成交流的障碍，就会形成一种阻力。韩国一所著名大学的一位汉学家说，你们现在还在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会让邻国很担心。他的这种担心就是因文化的差异而引起的。实际上，“平天下”是指春秋战国时，中国有战国七雄和八百诸侯。现今沿用这句名言，只是强调修身的重要性。既然会引起误会，在国际交流中也就没必要一定要引用这句话。
因文化差异而互相歧视就会导致冲突，近年这种情况多次发生。比如，2007年，欧洲某报纸刊登了一幅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穆斯林世界提出严正抗议。因此，我认为不能只尊重自己的文化，不尊重别人的文化。
政治家利用文化差异可能会导致战争。最明显的例子是1096—1291年的十字军东征，当时那里政教不分离，百年的动乱征战和屠杀造成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未彻底消除。
2. 如果1793年乾隆不赶走英国特使
对待文化差异看上去是小事，最后可能变成大事。最有名的例子是1793年，英国派特使马戛尔尼来华为乾隆83岁祝寿，带了包括科学家、画家、天文学家等数十人，还有几百箱礼品。乾隆允许他们参加在承德避暑山庄举行的祝寿仪式，但要求英国人与全体祝寿者一样双膝下跪。后来英国人只单腿下跪，比其他人高出一头。乾隆对此非常生气，于是对英国人跟中国进行商务谈判、谋求建立使馆的要求一口回绝，并限期离国。英国人海上漂泊9个月才到中国，甚为艰苦，但最后没谈成合作，反而造成两国的严重隔阂。马戛尔尼在日记里写道，这个国家没有办法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看来将来只有战争了。那么，三艘军舰就可能征服中国！到47年后的1840年，有了鸦片战争。于是，有人问，如果乾隆不赶走英国特使会怎么样？在19世纪欧洲列强足以用“坚船利炮”和“声光化电”武力侵略中国的时候，由于晚清王朝的腐败落后，战败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英国的帝国主义侵略性使然。但是，双方不容忍对方文化，造成了严重隔阂也是个事实。
3. 吉祥龙为何变成怪物Dragon
不同的语言可以通过掌握这种语言或别人的帮助来达到沟通的目的，但是从来不存在完美的翻译。两种语言在两种文化背景下产生，不可能完全一一对应，只有物质名字可以一对一。但凡有点感情因素、信仰因素，就不一定能完全对应上，甚至有的时候不能翻译。我们一定要留心这种差异。
比如，汉英或英汉字典中“龙”和“Dragon”相互对应。在英文字典里“Dragon”是一种传说中的怪物，有狮爪、蛇尾、翅膀及带鳞的皮肤，或者是大蛇、蟒蛇、古代的巨大蜥蜴等等，没有一项是正面和美好的，和中国人概念中吉祥的“龙”完全不一致。网上的“Dragon”图画也都特别可怕。美国曾有两本畅销书都是把中国说成“Dragon”：一本是《中国威胁论》，封面就是一条红色的凶龙；一本书名是Red Dragon Is Rising(《红色的Dragon在崛起》)。如果在这种翻译中不注意文化的差异，往往就会造成极大的误会。对中国的龙应该另外创造一个英文词汇，但是把国内外出版的字典改过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希望中国画家画中国龙的时候，特别注意表现中国龙的中国文化含义，画得和气才对。
4. 虽然文化不同，但是彼此不应“另眼相待”
在交谈中必然有人的思想、情感、认知、行为等因素，对中外文化中的宗教信仰差异不可忽视。据统计，世界65亿人口中，81%的人自称信仰宗教。在美国，无神论者不能当总统。美国总统在就职演说时一定会说“上帝的启示”。美元上印着“我们相信上帝”。
我跟美国的一位神学家、布道家帕罗博士有过三次对话，共同出了一本书叫《江边对话》，在国外有英文、西班牙文和韩文译本。他讲的是基督教基本教义，我讲的是中国人的宗教观。我想表达我们虽是无神论者，但完全能和宗教信徒和谐相处。他则想把他讲解的教义说给读者听。我们的结论是：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以及有宗教信仰的人和无宗教信仰的人，彼此不应当另眼相待，而应当彼此尊重，和谐相处。英文版《南华早报》为此登了一篇很大的文章，题目是《上帝，你怎么能让一个无神论者和一个基督教者拥抱？》，说明宗教隔阂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
5. 中国特色的词汇必须有准确的翻译
文化的交流是一切交流的基础。任何一种国际交往，不管是政治谈判、经济谈判、军事谈判还是学术交流，都是靠人和人之间的接触，靠语言文字来表达。如果没有跨文化交流的本领，在这几项交流中就会出现问题。
我们对世界的表达必须准确。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产生中国特色的词汇。这些词汇在世界政治学或者哲学上看，一定是有创新性的，一定会是对人类进步的一个贡献，比如“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但是，我们现在对外表达，要让外国人较准确地理解，这并不容易。美国的几位研究中国的教授跟我们说，“自主创新”翻译成“独立创新”，不懂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中国人自己创新，不与外国人合作？经我解释后，他们说在中国实行的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译成“鼓励创新”，外国人容易明白。英国人也曾建议他们和中国成立一个小组，专门把中国的新的特殊政治词汇编辑成一本准确解释的、不断补充的词典。
6. 对外交流的中国文化的核心当推“和”字
在跨文化交流中，我们必然要传播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什么？现在美国人一张口就是“民主、自由”；欧洲人一碰到问题就说人权；法国人自认为处于道德高地，可以批判一切；英国人从18世纪打出“贸易自由”，演变到今天的“布莱尔主义”，即可以以人道主义为理由，以武力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我们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和”的文化。汉语中，“和”有着丰富的含义，如“和谐”“和为贵”“和善”“祥和”。我们提“和谐社会”的理念，还没有一个外国媒体就此攻击我们。“和谐世界”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提倡的“各种文化互相共存，互相包容”的理念是一致的。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续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是指通过国际沟通，我们要达到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
“人有人缘，国有国缘”，个人有好人缘可以带来温暖、帮助；而国家有“国缘”，则是“得道者多助”，也容易为世界多做贡献。我们要建设好与国际地位相当的国际舆论环境和“国缘”，就得以跨文化的本领，加强理解，减少误解，广交朋友。若凡是有机会与国际交往的中国人士都有公共外交意识的自觉，则国家幸甚矣。
公共外交的激情
《文汇报》=文
赵启正=赵
1. 从宣传到舆论:外宣工作在不断进步，但仍须努力
文：您在担任国新办主任时，一直主张外宣不是“propaganda”。在您看来，现在是否有所改变？
赵：对内而言，“宣传”两个字是可以正确理解的，但是对外就存在翻译的问题，没有一个合适的词可以对应，过去常翻成“propaganda”，那是负面词汇，有强词夺理的意思。所以，对外，我们说“向世界说明中国”，目的就是可以用“展示”“呈现”“描写”“讲解”这样的英文词来表达。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现在也在改，以前我们说是“新闻宣传”，现在我们开始说“新闻舆论”，进一步减少了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中国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在不断进步中，尽管还没达到我们理想的状态。“革命尚未成功”,大家“仍须努力”。
2. 讲身边故事：农妇的家常胜过乡长的数字汇报
文：您一直倡导公共外交，不仅通过国家政府，公众也要做主动的承担者。您曾说过，存在着一本书叫《中国读本》，这本书有13亿页，每个中国人都是其中一页。一个外国人想认识中国人，他不可能读13亿页，他读其中若干页就会得出结论，这就是中国人了。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公众的要求提高了。您觉得普通公众要怎么做好公共外交，讲好中国故事？
赵：公众要讲中国故事，并不是要求大家像发言人那样讲，用那么多政治和外交辞令，而是要用自己的语言，讲自己知道的故事。什么叫“中国故事”？就是中国的事儿，你身边的事儿，真实、生动又自然，而不是作家虚构的故事。
1991年，印度总统访问上海，我负责陪同，去参观一个在几年内迅速脱贫致富的乡。乡长单纯以大量数字介绍当地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比如GDP、人均收入、新建房数量、修建公路条数。但是，总统听了之后，似乎仍不甚了然。后来访问了几户农民家庭，一位农妇介绍了自己朴素的生活故事，倒让他兴致盎然，问起农妇：“为什么儿子和儿媳妇的房间比你们的大？”农妇说：“因为儿媳妇是我们的第一客人，必须好好待她。”在笑声中，印度总统就明白了中国妇女的地位。
所以，和外国人说中国的事情，你要直接给他原生态的“苹果”，让他自己去体会中国的社会主义本质，给他留有消化和体会的余地，这样才能让他理解我们的国情、文化和政策。可是，有的人往往喜欢把原生态的“苹果”加工成“果酱”“果脯”或“果干”，再送给朋友；甚至为了简洁高效，只把“苹果”中的“维生素C”提炼出来送给客人。结果，中国现实中丰富多彩的故事，变成了单调的数字、政策理论、政治结论，很难打动人。
3. 与媒体沟通：新闻发言人不要“防火防盗防记者”
文：在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时候，您努力推动在全国各地和政府各部门都建立发布会制度，使新闻发布会普遍化、常态化，并且用很大精力培训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您现在如何评价这个制度的运作？我们的发言人还需要什么？就您的经验而言，政府与媒体的交流应该如何更有效地进行？
赵：我对于中国的新闻发布还是很肯定的。全国每年举办的政府新闻发布会有2800场以上，这个数字还在逐年增加，但因为各地的发展情况不同，差异很大。另外，对于突发事件的处理，有的处理得很好，有的还有待加强，这与各地领导对新闻发布的重视程度有关。
对于新闻发言人的基本要求，我认为有三个方面：一是政治成熟、立场正确、勇于负责。新闻发言人应该始终站在国家的立场，维护政府的形象，而国家的立场从根本上讲就是人民的立场；正确的政治立场来自于政治上的成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新闻发言人的主要工作是向世界表明中国的立场，真实地介绍中国的国情，正确地表达中国政府的政策，及时澄清外界对中国的误解，有效反击别有用心的人对中国的歪曲和污蔑。二是内知国情，外知世界，兼修文化。“内知国情”就是要知道中国的国情和新闻发言人工作领域的知识。“外知世界”就是就要了解世界的发展状况、文化等。出现“雷人”“雷语”往往是文化素养的问题。不尊重记者，对记者发威，不尊重听众，对灾难性事故缺少同情，这些都是文化问题。所以，还要注重文化的培养。三是要讲究逻辑，有理有节。讲究逻辑的基础是实事求是。有理有节很重要的一条是要“善待记者”。记者不是新闻发言人的学生、部下、朋友、敌人，而是新闻发言人的挑战者。你不要教记者怎么说，不要说不该说的东西，也绝不要“防火防盗防记者”。因为记者是党的政策的传播者，只有靠记者的传播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监督你。
4. 和新媒体赛跑：让海外舆论跟着我们的话语走
文：每次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权威发布一定要和新媒体赛跑。但是，政府部门大多跑不过新媒体。在这场赛跑中，政府要如何加速？面对新媒体的挑战，政府应该如何改善自身？
赵：突发事件发生后的新闻发布会一定要召开得快，因为现在已经是新媒体时代，你不快，“先入为主”，网络谣言就可能满天飞，再去辟谣就事倍功半。若你快了，就会用自己的权威信息传递真相，还会借助新媒体的优势迅速地传播，就没有谣言的生长空间了。所以，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一定要学会“先发制人”。
受传统思维限制，一些部门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往往犹豫踌躇，拖延推诿，造成舆论的被动应对，有时甚至导致对事件的第一解释权被海外媒体掌握，这是不正确的做法。新闻发布部门应与有关部门协调配合，抓紧建立灵敏的信息反馈机制、高效的指挥决策机制、快捷的信息发布机制，尽快改变防御性宣传较多的状况，让海外舆论跟着我们的话语走。
有的部门担心发布快了，信息不全面，容易出错。其实，这个不用担心。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越早说话越主动，越能稳定人心，知道多少说多少，哪怕表达一个态度也是好的，不断有新情况，再不断组织信息发布。
在新媒体时代，领导干部要具备更高的新闻素养，要学会和适应在无所不在的社会监督下工作，学会和适应在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维权意识下工作，学会和适应在众说纷纭的网络环境下工作。对于新闻发布的准备和人才培养，要更加重视；对新闻发言人的非原则性的失误，也要宽容。
目 录
国之纵横
赵启正 作为世界公民的跨文化交流
苏 格 新型大国关系：始于足下
陈 兼 当代中美关系：正在改写历史
马丁·雅克 2030年：中美如何相互适应
曹卫东 近海确立主导地位 远海争取合作共赢
傅崐成 寻找中国在海洋中的定位
吴思科 劝和促谈 创造性介入全球事务
苏长和 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与保护
文之治道
姜义华 中华文明枢轴：四次空间大扩展提升了再生力
钱 复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俞吾金 站在更高的境界理解中国人正在追求的现代化
杜维明 “仁”的民族认同和世界意义
葛剑雄 人口变化是社会现状的“晴雨表”
谢 宇 中国社会的特色到底在哪里
行之有常
弗朗西斯·福山 变动秩序中的中国与世界
季卫东 怎样保障司法公正
邱震海 国力上升期需要精神成熟
李向阳 “一带一路”：新型的区域合作安排
饶 毅 海归要带头营造好科研环境
苏理达 呼唤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和国际化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