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思怡，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院长兼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院长。工学学士、硕士，教育学博士，研究员。1994年9月进入悉尼工商学院工作，担任计算机课程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此后历任教务主任、院长助理、教学副院长、常务副院长、执行院长等职务，带领悉尼工商学院成为国内优秀的中外合作办学院校之一。她是上海市中外合作办学评审专家，也是国际教育、跨境合作、教育认证等方面的研究专家，曾主持并参与多项教育部和上海市的课题研究，出版《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及运行机制研究》、《澳大利亚研究新进展》等专著。

　　近年来，不少中国企业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大力支持下积极走出国门，积极投身于海外并购事业。企业间的跨国并购是一种高利润并且伴随着高风险的商业行为，多数海外并购尽管得以实现，但在并购后的整合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并未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尤其在我国，企业成功跨国并购的案例屈指可数。分析成功的跨国并购案例，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加快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中国企业“走出去”案例集》选取信息通信、酒店服务、工程建设、汽车制造等行业的8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动因、市场战略、投资策略、人力资源管理等问题。所选取的案例均是同行业内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通过规范的案例分析方法，提炼并整合得出研究该企业的典型措施与教训。

　　2015年是中国企业大规模海外投资进入“新常态”的第一个重要年头。德勤的年度报告显示：2015年上半年，中国境外并购投资增长率超过主要发达国家，并购项目累计173宗，交易金额为568亿美元，分别较2014年同期增长了25%和70%。面对经济“新常态”，加快推动企业“走出去”，既能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也能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全球高效配置、国际国内市场深度融合。

　　一、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空间和增长潜力仍然巨大。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15》统计数据，发达经济体的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比是1:1.6，全球平均水平是1:1.1，发展中经济体为1：0.7，中国是1:0.9。按照对外投资存量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美国为39%，日本为35%，中国仅为8.5%。

　　从国内宏观层面看，实施走出去国家战略势在必行。2015年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和《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三个纲领性文件，十余个国务院颁布的政策文件也包含加快各产业“走出去”的内容。

　　从经济发展的需求角度看，出口的高增长由于国内要素成本上升而难以为继，通过对外投资可以促进境外产业发展与国际产能合作，加快开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新兴国家市场，促进国内消费升级；从供给侧看，部分重化工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引发了PPI超过40个月负增长，工业企业利润也出现负增长，通过推动产能过剩行业开展产能国际合作对改善国内供给侧困境大有裨益。

　　二、“走出去”给中国经济带来四大推动效应

　　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魏杰、汪浩研究指出，境外投资对国内宏观经济有技术、投资、就业和经济增长效应。在技术效应方面，新兴经济体的对外投资大多数是在寻找区位优势，往往是从东道国获取了更为先进的技术，通过子公司把这些技术传递至母公司，从而带来投资者母国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在很大程度上能获得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从而促进我国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在投资效应方面，以内部化形式进行的对外投资将会加大对国内环节的需求，国外需求的增加也会使国内需求增加，使投资者增加国内投资。同时，对外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以及国内资本在国际市场寻求最优化配置的过程，不仅将增加国内新产品的投资量，更为国际资本进入本国提供更多空间。在就业效应方面，对外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主要通过对国内投资的影响来实现，当国内投资增多，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尤其是过剩产能行业的对外投资，这将会释放更多优质资源，为其他行业的发展提供空间，从而增加就业。对外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指对外投资对母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更直接地表现为对母国经济总量的贡献。如果考虑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影响，用生产函数法来计算，对外投资对国内的技术、投资、就业都具有正向的效应，总产出势必增长。

　　三、需求旺盛与能力不足仍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突出困境

　　2014至2015年，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然而，国际需求旺盛与国际化能力不足仍是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突出困境。

　　首先，从政府层面来看，政府对境外投资的管理体制顶层设计存在不足，存在多头管理的问题，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外交部等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有待完善。一些部门的管理方式与企业国际化的实际脱节，例如对国有企业高管出国管理视同政府公职人员管理，与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实际严重脱节，对国企的境外监管手段和方法与投资目的国的现实情况错位，一些部门只管事前准入，对事中事后的服务和监管很少涉及。更为突出的是境外投资立法空白，规范境外投资行为和保障境外投资权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政府服务体系建设有待加强，特别是在投资目的国的服务机构和服务体系建设与企业的实际需要差距较大。

　　其次，在企业层面，中国企业国际化理念、战略和战术层面都还存在不少问题。在国际化理念层面，对国际规则的认识和实践存在对标不准和衔接不够的问题。对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重视还不够，合规与企业公民形象有待改善。对联合国全球契约、经合组织跨国经营准则、可持续发展指南以及各类可持续发展评级等国际规则不熟悉。在国际化战略方面，普遍存在境外投资并购战略不清的问题。不少企业缺乏清晰的并购路线图，并购目的含混不清，对协同效应理解不足。有的企业急于做大做强，未作充分准备就盲目进入陌生领域。缺乏足够的国际资源和专业经验，过分依赖投行等中介提供目标企业信息，容易陷入“机会导向”陷阱，甚至单纯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在国际化战术层面，不少企业存在尽职调查能力明显不足、投资并购后整合困难多、风险防范意识和手段不足、对劳工和养老金等规则认识不足、与利益有关方沟通能力不足、税务和财务风险控制能力不足等问题。

　　再次，在社会服务层面，企业迫切需要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综合性一站式服务平台有待建立，全球性中资企业商会体系没有建立，国别或区域性中资企业商会水平参差不齐，维护中资企业境外合法权益的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社会力量和智库对国别研究和行业研究仍然比较薄弱，欧、美、日等大国研究比较多，但是小国和新兴市场研究少，对传统行业研究多，对新兴行业研究少。国内的境外投资专业服务业发展滞后，在会计、法律等领域严重依赖国际专业机构。跨国经营人才短缺，海外并购后一般依赖当地职业经理人团队，投资并购后的整合能力薄弱。专注于培养跨国经营人才的学历教育和在职培训比较缺乏。针对中资企业国际化的研究智库建设滞后，一些研究浮于表面，缺乏深入一线的实地调查和针对性研究建议。有境外保障能力的专业风险防范和安全保障机构严重缺乏。

　　四、发挥市场与政府“协奏效应”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必经之路

　　为了更好地支持和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与政府的服务效应。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把握国际经济合作新方向，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加强政府统筹协调，创新对外合作机制，健全服务保障体系。

　　其一，填补境外投资立法空白，突破境外投资立法困境。建议在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和协调下，组织由政府部门、企业代表、行业专家、服务机构等各方参加境外投资立法团队，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践，完善顶层设计，建立统一、规范、协调的政府管理体制机制，确立各类投资者的主体地位，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规范境外投资行为。

　　其二，组建综合性一站式服务平台，覆盖境内外全流程境外投资服务。探索建立以服务境外投资企业为目标的具有独立行政法人资格的综合性一站式服务平台，同时设立境内和境外分支机构，以提供公益性境外投资服务为主，根据企业个性化需要提供分类分级的有偿定制化服务。聘请国内和驻在国当地的专业服务人员，在投资目的国开展分行业领域的基础调查和研究，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导。积极整合各部门、各行业的政策资源，做好行业指导、信息服务、融资服务、投资促进、人才培训、风险防范等综合性企业服务工作。

　　其三，建立覆盖全球的中资企业商会组织，维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按照政府指导，企业主导的原则，有效整合现有的境外中资企业商会组织，做强做大商会力量，积极做好行业自律、倡导企业公民形象提升、集体维护企业权益、避免中资企业内部恶性竞争、鼓励企业经验分享等。

　　其四，发挥政策引导作用，鼓励企业创新“走出去”方式。综观发达国家的国际投资实践，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呈现“三段交汇”的特点，即：初级发展阶段、较快增长阶段与转型升级阶段交汇。从发展水平看，依然处于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从发展速度看，仍处于较快发展阶段；从发展内涵看，到了转型升级阶段，正逐步由对外投资大国向对外投资强国转变。在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走出去”实践背景下，需要鼓励和引导中国企业以符合中国企业情况的方式“走出去”，比如，以境外股权投资等轻触式开展投资并购，以整合全产业链的方式抱团“走出去”，以境外经贸合作区方式“走出去”，以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为目的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创新链，以国际产能合作和基础设施投资为突破点推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等。

　　其五，发展“走出去”专业服务业，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企业国际化服务。鼓励国内银行、会计、法律、评估、人才中介、保险、经纪等专业服务业企业国际化，鼓励建立研究中国企业“走出去”问题的各类智库，鼓励高校等各类办学机构开办国际商务类学历教育和在职培训，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立服务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商务服务机构，鼓励境外风险防范机构的发展，提供境外安全管理咨询服务等，鼓励建立“走出去”专业服务联盟，打造“走出去”服务生态圈等。

　　五、紧跟经济趋势、贡献研究智慧是卓越商学院的价值体现

　　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在重要战略性产业，通过巨额投资控制或收购国际领先的公司。然而，这种并购难度高、阻力大，完成并购后如何与国内产业对接，如何促进国内的技术换代和产业升级，更是考验中国企业的难题。面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浪潮，如何剖析并借鉴优秀企业的成功经验并为企业提供相关建议，无疑是国内学术界的重要价值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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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全球并购浪潮中的中国军团“走出去”

第一章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案例分析——中兴并购阿尔卡特的谈判过程分析

第二章 在国际规则中从“学步”到“奔跑: 锦江集团国际化的三驾马车

第三章 万达集团海外投资的案例分析

第四章 全球价值链融入与技术跨越：吉利与上汽国际化战略比较 

第五章 上工申贝的海外“联姻”——以技术并购撬开国际市场

第六章 复星国际的海外并购扩张之路——基于地中海俱乐部的案例分析

第七章 资本运作助力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战略——以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为例

第八章 隧道股份的国际化突围之路

第九章 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人力资源建设问题研究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