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社会学纲要（修订版）》：
它有一个原则（a）：所有社会制度都趋向于一个极限，近似于渐近线的曲线。一旦认识制度的历史沿革，就可确定其极限。它甚至比在数学上确定渐近线这样非常简单的问题还要容易。因为数学上确定渐近线，仅仅认识曲线的几个点是不够的，需要认识曲线的方程式，即认识曲线的内在性质。相反，只要给定代表一个制度的曲线的少数几个点，就可以，或说得更准确些，认为可以确定其极限。
339.这一原则（a）易接受科学推演（b）的影响，因此它扩展了学说的主体。在斯宾塞的社会学和其他类似著作中可以发现这些学说。若不考虑这些著作中的形而上学部分，应用这些学说，我们很接近实验方法，由于最终说来，结论是从事实中得出的。可惜，除了事实，还有另一原则的干预，该原则是：制度都有极限，但只认识制度的少数连续状态，远不能确定该极限。
另外，一个真正奇特偶然的情况：作者设想的极限仅由事实确定，这一极限会同作者靠自己情感期待的极限完全吻合。如果作者是像斯宾塞一样的和平主义者，令人满意的事实向他证明：人类社会接近世界和平的极限。如果他是民主主义者，人类社会就接近民主的绝对胜利的极限。如果他是集体主义者，人类社会就接近集体主义的极限。依此类推，不一而足。于是，人们疑惑不解，且疑云难消：事实仅是用来掩饰说服的强大动因。
无论如何，实证主义者这样使用的动因同实在不符，这就把他们根据这些动因进行的全部推演败坏了。还有更为严重的缺陷，随时光的推移可能纠正：我们现在远没有掌握为使用此种方法而不可或缺的历史信息。
340.那些具有完全缺乏精确性、未确定、模糊的原则（a）的理论同我们提过的理论性质完全不同。这类理论运用表面严密的逻辑从原则（a）中得出结论。这些结论除反映推理者的情感外，什么也不表现；除了将它们同（a）连接起来的推理外，不具有任何证明力。实际如下情况很普遍：某人从原则（a）中得出一些结论，另一人根据同一原则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一般说来，关于推理，没有什么可指摘的。相反，原则不适于作为前提，更可悲的是，它被人们随心所欲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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