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具:新治理指南》:
“新治理”理论摒弃上述两种方法,并提出了第三种途径,用来在第三方政府的社会里实现公共目标。与私有化理论不同,新治理强调,在使用间接政策工具时,公共管理仍然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政府的积极介入,市场无法像重视私人利益那样重视公共利益。一位私有化理论专家称,“政府与私人部门的关系无法进行自我调节,而是需要强大、称职的政府主动实行管理。”一向以支持市场经济和私有化著称的世界银行最近也指出,“制度很重要”。世界银行在1997年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高效的政府对于物品和服务的供给——以及规则和制度——至关重要,市场的繁荣、人们的健康和幸福也依赖于此。没有这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无从谈起。”事实上,即使是私有化进程本身,也需要“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和高效的公共管理”。
新治理强调积极政府角色的必要性,但它又认为在网络型关系越发普遍的世界里,指挥控制并不是有效的管理手段。鉴于这样的网络具有广泛的相互依赖性,任何实体(包括国家在内)都不能将其意志长期施加于他者。因此,协商和说服取代指挥和控制,成为政策制定和实施阶段更合适的管理方法。政府管理者不应发号施令,而应学习如何为实现目标而激励其他参与者;毕竟,管理者对其他参与者的控制是有限的。确实,协商的必要性甚至超过了公共行动所服务的目标。因为第三方部门经常在公共项目实行过程中间才被加入的部分原因,恰恰是决策者难以在政策颁布时就清晰地预见到将来对第三方部门的运用。
因此,对一个新的管理“信条”的需求应运而生,这个“信条”应该使合作和协商成为公共管理的法定组成部分。因为针对过度自由裁量权的禁令由来已久,将它与此方法调和并非易事,但是协商性规定和合作性合同等方法已经提供了成功范例,本书后续章节将会讨论这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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