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一、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是,“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742~7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就在于它是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是在各国具体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着的。毛泽东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747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特点和历史趋势。在马克思主义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多样性和生动性的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一般性同特殊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是由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时代任务和现实问题所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面对不同的时代任务和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所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主题是不一样的。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主题是一致的。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进逼，封建统治日益腐败，祖国山河破碎、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备受奴役，社会制度腐败，经济文化落后，国弱民穷，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迫在眉睫。由于中国封建王朝对于外国侵略者的屈服，已经宣告了中国封建主义的破产，宣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不可能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有效武器，所以在寻找救国救民出路的过程中，先进的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70、1469页。
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态度积极而虔诚，学习的内容也相当全面，从生产技术到思想文化再到社会制度并逐步深入。但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对此，毛泽东做过这样的描述：“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513~1514页。“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同上书，1470页。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极端形式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和危机，使不少中国人产生了对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怀疑。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具有划时代意义，也必然对中国革命产生深刻影响。它在革命的方向和革命的方法上，给予正在黑暗中摸索苦斗的中国人以榜样力量，也给予先进中国人以巨大的精神鼓舞，送来了革命的精神武装，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进而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及其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同上书，1471页。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在纷然杂陈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中，马克思主义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鉴别，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先后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开始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和思考中国的命运，来探求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后来的实践证明,“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同上书，1516页。。“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70页。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发展前景”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3页。。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确定为自己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并在实践中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思考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因而在实际上也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此，毛泽东在1941年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795~796页。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其中，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国情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社会性质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是历史文化传统、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的总和。基本国情则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和发展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各阶级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及其相互关系，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规律性。1949年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这是当时中国的最大实际和特殊国情。认清这一基本国情，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依据。
面对中国基本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解决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现成答案，也不能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来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使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挫折。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要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显然，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时，就在客观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是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在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不断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中国社会基本国情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逐步认识到：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演变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是造成近代中国一切灾难祸害的总根源；封建主义是中国最落后最腐朽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封闭和落后；封建势力以帝国主义为靠山，帝国主义以封建势力为其在中国统治的基础，二者相互勾结并催生了官僚买办资产主义，由此构成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族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新中国，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奠定根本的政治前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只能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如毛泽东指出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254页。
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和各种脱离实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对城市形成包围之势，最终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党还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制定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形成和系统阐述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个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即三大法宝，还对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历史特点、中国革命的前途等基本问题做了系统阐述。
总之,“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而前一个任务的完成，只能进行人民革命，建立一个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实践主题就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根本的政治前提。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历史任务和人民革命建国的实践主题相联系，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中国社会，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找到一条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围绕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对中国革命的根源、任务、性质、特点、对象、动力、领导权、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长期探索，创造性地回答了近代中国为什么会发生社会革命，进行什么样的社会革命，以及如何夺取中国革命胜利这些根本问题，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围绕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所进行的理论创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二、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是毛泽东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路却始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外来文化要‘中国化’的思路，在五四运动之际就已经形成。那时，西方的学说传入中国后，思想界在学习效仿过程中渐渐感悟到，任何外来文化都是异质的，要为中国人接受并为中国文化吸收，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便开始有‘中国化’的思路，并产生了‘中国化’的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课题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38页，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正是具有这一思路的先驱。早在1919年，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谈到马克思主义是行动指南的方法论时就指出：“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因此,“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李大钊文集》，第3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920年，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李大钊文集》，第4卷，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除了李大钊，其他早期共产党人也有类似的思想。恽代英在1920年曾提出,“我们的任务，在寻求一个适合国情，而又合于共产主义的方针来”《恽代英文集》，上卷，2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中，也曾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实际，在斗争实践中形成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理论武器，并认为这种理论要经过长期奋斗才能形成。参见《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早在五四时期，毛泽东就不仅十分强调理论的重要性，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早期文稿》，554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而且他在送走一批批学友“出洋”留学时，强调自己留在国内是因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同上书，474页。。1920年，毛泽东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就“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他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谈道：“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文集》，第2卷，3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这说明，毛泽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和大革命时期，就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这突出表现为：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但由于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还不善于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所以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等方面问题的处理上很不成熟，未能巩固革命的胜利，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在实践中开辟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新道路，而且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1930年5月，毛泽东在《调查工作》（后改题为《关于调查工作》，公开发表时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思想路线”的命题，实际上从思想方法和认识路线上论证了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他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而“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这种想法“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11、116页。，从而明确提出了反对和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同上书，109页。的著名论断；强调“向实际情况作调查”同上书，112页。和“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同上书，116页。，以“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同上书，113页。；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同上书，115页。。由此形成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雏形,《调查工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之作，它的发表是毛泽东思想基本形成的标志。
20世纪30年代前期和中期，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一度占据上风，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几乎是致命性的打击。惨痛的教训，促使全党逐步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重大会议。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状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毛泽东后来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重大命题和重大任务，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旗手提供了历史机遇；二是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后来明确提出和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独立自主地解决当时最为紧要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并从军事路线角度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教训，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四是会议所体现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坚定信念、民主团结、敢于担当、务求必胜等革命精神，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精神动力和原则遵循。
以遵义会议为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党的建设历史上第一次空前持久的思想解放运动。毛泽东站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最前沿，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造工作。与此同时，1935年7月至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也提出：改变过去由共产国际集中统一领导各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今后各国支部决定任何问题,“都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工作情况和具体条件”，要“善于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问题的武器”，学会把马列主义的方法应用到“具体环境中去，应用到具体条件中去”，避免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参见［苏］莱布索恩、希里尼亚：《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316~317页，北京，求实出版社，1983；［英］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1929—1943），446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转引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课题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41页。共产国际这一精神传达到中国共产党，为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重大命题和重大任务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掀起了“学术中国化”思潮，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也对中国化问题作了多方面的深刻论述。如艾思奇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参见《艾思奇文集》，第1卷，3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胡绳认为，要“用现实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这应该是所谓‘中国化’的意义的另一面”《胡绳全书》，第4卷，1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这些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重大命题提供了启示。毛泽东在1936年12月至1937年8月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通过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着重阐明了反对理论脱离实际、反对照搬照抄马列书本和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为正式提出和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658~659页。。“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的明确提出和集中表达，表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1939年底至1940年初，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完整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并趋于成熟的标志。
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实现的显著标志，毛泽东思想作为这一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之后，毛泽东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进一步得到发展。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6页。
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提出的问题及其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回答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条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观条件；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条件、必然要求和基本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必然产生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发展并不断创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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