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如今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伴随经济腾飞而来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人口流动加速，如大批农村人口纷纷进城务工等。在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大量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官员腐败、权力寻租屡禁不绝；关乎国民生计的医疗、就业、住房、教育等领域的问题和矛盾层出不穷。
不可否认，自住房商品化以来，房产经济给地方政府带来滚滚财源，在拉动地方政府GDP增长方面更是居功甚伟。但是，住宅在本质上不仅仅是一种商品，更是一种维持人类生存和促进人类发展的最基本的生存资料，是关乎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试想如果连老百姓最基本的生存权都无法保证的话，那又何来发展一说呢？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同时，努力关注民生，开动脑筋、下大力气解决好住宅问题。
（二）解决住宅问题是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
恩格斯认为，正像消除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灭城乡对立也不是空想。
德国工人阶级面临的住宅短缺问题，从根本上说来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但其最直接的原因则是由大批量的失地农民突然涌入城市工厂造成的。因此，在恩格斯看来，解决城市中的住宅问题，不仅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而且从长远来看也是消灭城乡对立、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恩格斯写道：“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紧密的联系，并适应这一要求使交通工具也扩充起来——同时这要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在其中受煎熬的那种与世隔绝的和愚昧无知的状态中挣脱出来。”①工人住房短缺并不是因为住房存量的缺失，而是由于房价或租金的高昂超出了其能够承担的范围，因此，只要我们彻底解决城乡之间由于发展不均所带来的对立问题，实现城乡经济均衡发展，住宅问题也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不仅如此，在恩格斯眼中，消灭城乡对立也是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他以李比希的农药化学为例指出，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存在是阻碍人类将取自土地的东西还给土地的最大障碍，“仅仅伦敦一地每日都要花很大费用，才能把比全萨克森王国所排出的还要多的粪便倾抛到海里去，当你看到必须有多么庞大的设施才能使这些粪便不致毒害伦敦全城，那么消灭城乡对立的这个空想便有了值得注意的实际基础”①。因此，恩格斯断定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走过了一条以农促工、农业反哺工业的道路，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工业现代化进程。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农业发展滞后、农村问题突出、农民增收困难等诸多与“三农”有关的问题。因此，今天我国所走的现代化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条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道路。因此，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下大力气促进农业现代化，使工农业经济处在现代化的相同水平上，努力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三）解决住宅问题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
住房问题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甚至是政治统治的合法化问题。
在谈到住宅价格上涨的原因时，恩格斯写道：“现代大城市的扩展，使城内某些地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人为地、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②近年来，伴随着房地产经济的崛起，城市住宅价格长期居高不下，甚至大有愈涨愈烈之势，究其原因，除了市场规律之外，人为因素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一方面是利益集团肆意炒高房价、商业地产大量囤积居奇；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勾结市场主体，滥用职权，谋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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