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者道之动丛书：反启蒙》：
卢梭与反启蒙的关系令人困惑：他究竟属于启蒙运动一方，还是反启蒙一方？
一方面，从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阐述的政治哲学看，他是人民主权论和现代自然法最坚定的捍卫者，因而是现代政治性的毫不含糊的拥护者，是启蒙运动的重要支柱之一。另一方面，姑且不论他对启蒙哲人的敌意，单就其《论科学与艺术》和《爱弥儿》而论，他显然是启蒙运动最严厉的批评者。
或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最初没有引起以赛亚.伯林的注意，伯林也没有把他归入反启蒙者之列。最早进入伯林“法眼”的，只有哈曼、维科和麦斯特三人。伯林认为，强调卢梭思想的反启蒙之维，难免言过其实。只要把卢梭言说的内容与言说的方式区分开来，就不难发现，他属于纯粹的理性主义世界。说过来，道过去，卢梭不过是在说：“我们生活在堕落的社会里，我们生活在恶劣、虚伪的社会里，人们彼此撒谎、杀戮和失信。但发现真理还是可能的。只是不能借助老于世故或笛卡儿式的逻辑发现真理，而是要在纯朴的未曾堕落之人（或高贵野蛮人、儿童或随便什么人）的内心寻找真理。”'11这真理不是一般的真理，而是永恒的真理，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适用于所有的人、地方、气候和季节，因此我们必须与之保持一致。在伯林看来，卢梭此论不仅与希伯来先知的预言、基督教牧师的布道无异，而且和启蒙哲人的见解相同，只是他采取了特殊的言说方式而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性格暴戾、阴郁和偏执，还有些神经质，因而无法与那些启蒙哲人和谐相处，与霍尔巴赫和伏尔泰的文质彬彬的座上宾更是相去万里。
此外，在伯林看来，卢梭还有一个毛病，喜欢逞才使性：卢梭敢爱，爱起来惊天地；卢梭敢恨，恨起来泣鬼神；总之无人能及，非他莫属。如此一来，他总是以不必要的情绪遮蔽自己的理性。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哈曼把他称为最佳的智者派，同时哈曼自称苏格拉底。卢梭是智者派，因为他发现优雅而理性的巴黎已经病人膏肓。尽管如此，他依然还是一个智者派，因为他求助于理性，因为他相信存在着某种既定的制度，某种美好的生活。只要去除了社会的积弊.就能过上美好的生活。他与其他启蒙哲人的唯一区别在于：其他启蒙哲人相信，在去除社会的积弊时，不能操之过急，因为欲速则不达，只能通过渐进的社会改革完成（比如培养开明君主，实施开明专制）；卢梭则相信，必须把整个上层建筑夷为平地，把邪恶的人类社会连根拔起，然后一张白纸，由他本人和他的弟子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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