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惟一及其《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一. 作者生平及时代背景
王惟一,一名王惟德,北宋著名医家,公元987—1067年(北宋太宗雍熙四年——英宗治平四年)人。宋仁宗(赵祯)时,在朝为翰林医官、朝散大夫殿中省尚药奉、御骑都尉,历任宋仁宗、英宗两朝的医官,掌管宫廷药政事务,学识渊博、技术精湛,不仅精通古代医学理论,而且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尤其对针灸学方面有高深造诣。王惟一集宋以前针灸学之大成,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穴腧都数》,集注过《难经》,并奉旨铸造针灸铜人两座。为我国著名针灸学家之一。
王惟一对针灸医学有三大贡献,一是考定《明堂针灸图》并撰写《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二是铸造针灸铜人模型,三是刻《图经》于石碑。作为官书问世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对宋代以前的针灸学成就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总结,对宋代及后世针灸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针灸铜人的设计和制造,更是医学史上的一大创举,两具铜人作为最早的人体模型和针灸直观教具。《图经》、石碑、铜人三者形式虽异,但内容完全一致。石碑起到了保存《图经》内容的作用,铜人对经穴教学的形象化与直观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开创了针灸学的腧穴考试要进行实际操作的先河。同时也为针灸的教学与推广、以及腧穴的规范化等做出了巨大贡献。
宋时针灸学非常盛行,但有关针灸学的古籍脱简、错讹甚多,传述日久,说法不一,用此指导临床,往往使“平民受弊而莫赎,庸医承误而不思”。根据这些情况,王惟一及其同道产生了统一针灸学的念头及设想,并多次上书皇帝,请求编绘规范的针灸图谱及铸造标有十二经循行路线及穴位的铜人,以统一整理针灸诸家之说。仁宗在当时整理古医术风气影响下,准奏王惟一的请求。接旨后王惟一“竭心奉诏,精意参神;定偃侧于人形,正分寸于腧募;增古今之救验,刊日相之破漏”。他参考各家学说,总结前人针灸经验,编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虽然此书有图有经,但是考虑到“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王惟一亲自设计铜人,参与了从塑胚、制模以至铸造的全部过程。他和工匠们工作、生活在一起,攻克了无数技术难关,终于在天圣五年(1027年)铸成了两座针灸铜人。铸成后的铜人造型生动,形象逼真,仁宗赞口不绝,把它当作一件精湛的艺术品。经王惟一等医官介绍了针灸铜人的用途和医学价值之后,遂下令把一座铜人放在医官院,供医官平日学习及考核之用;另一座铜人与刻制图经碑石同置于仁宗皇帝敕建的大相国寺针灸石壁堂内,供天下医者学习和查考。并让史官作为一件大事记入史册,诏曰:此铜人于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十月经“御制”完成,以便传到后代。王惟一此时又将编绘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献给仁宗,以作为针灸铜人的注解文献。赵祯阅后下令,将御编图经刻在石上,以永传万世。
二.《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简介
1. 书籍内容简介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又名《天圣针经》,因书撰成后刻之于石碑,并铸成“铜人”二座与书配合,故全称《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简称《铜人经》或《铜人》。
全书原分上、中、下三卷,在1027年由宋医官院木板刊行。书中把354个穴位,按十二经脉联系起来,注有穴位名称,绘制成图,为铜人注解。图样完整,内容丰富,经穴较多而系统。按照图可查到所需用的穴位,按照穴位可查到所治之症候,是我国古代针灸典籍中一部很有价值的针灸学专著。《铜人》形式略与近代《图解》相似,书中详述各个针灸穴位间的距离长短,针刺的深浅尺度,以及主治、功效等项。此书撰成后刻于殿堂四壁石碑上,同时补入《穴腧都数》 一卷。
卷上首载正背屈伸人形尺寸图,十二经脉与任、督二脉经穴图等,其次按手、足阴阳十二经及任、督二脉顺序,逐经记述了经脉循行部位、走向、主病及其所属经穴的位置。
卷中先列“针灸避忌太乙图”,继按头、面、肩、项、膺、腋、股、胁等各部,及经穴排列次序,备述每一经穴的部位、主治疾病、针刺深浅、灸疗壮数和针灸禁忌。
卷下载列十二经气血多少,及井、荥、俞、经、合五腧穴之穴名,又按手、足阴阳十二经次序,详述各经脉在四肢的经穴部位、主治和针灸法等。
后附《穴腧都数》分别记有头、面、颈、背、胸、腋、腹、胁等各部的十二经穴;四肢部经穴部位;“修明堂诀式”(即周身骨度尺寸);以及“五脏六腑大小尺寸”等,文字简要,具有全书经穴的索引性质。
原刊本及石刻碑早佚,现仅存明正统八年(1443年)复刻三卷本数种。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平水闲邪瞆叟曾将此书略加增补,改编为五卷,题为《新刊补注铜人腧穴图经》,其内容是在原书基础上,删去骨度法、脏腑图、穴腧都数,补入经脉循行之注文,针灸避忌人神图等,并将经穴图及十四经脉之排列,作了较大修改。此五卷补注本,虽有较大增删,但其后复刊本较多,流传亦广。
2.书籍学术价值
王惟一编著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创制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级经络腧穴文字标准,集宋朝之前腧穴经络之精华,使之形象化、规范化。《铜人》作为国家级标准,供全国医者临床治疗取穴参考。对宋以前的针刺法、灸法、配穴法等方面的成就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总结,还发明了“男女右手中指第二节内侧两横纹相去为一寸”的“同身寸”法。
《铜人》展示了中国在针灸学、解剖学上的成就,为后世针灸医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腧穴排列方法上,采用经络与局部分区相结合,使人既可系统地了解经络,又便于临床按部位取穴的需求,至今为人所遵从。王惟一考订经穴,对经穴理论作了不少校勘考证工作,使之丰富完备。例如阐述手太阳经主病,根据《脉经》卷六有“卒贵失(矢)无度”的记载,在《内经》原文的基础上予以补充,根据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理论,“卒遗失无度”是完全可能的,加此一症,更合中医理论原貌。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中收载腧穴657个,与《甲乙经》相比,增加了“青灵”、“ 厥阴俞”、“膏盲俞”3个双穴,督脉的“灵台”、“阳关”2个单穴。
王惟一还考证了穴位的作用,与《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等一些较早的文献相比,增添了不少内容,如上星穴增添了治疗“痰疟振寒、热病汗不出、目睛痛、不能远视”等病证的主治作用;承山穴增加了治疗“腰背痛,霍乱,转筋,大便难,久痔肿痛”等病证的作用;风府穴增加了治疗“头痛鼻衄”的作用;委中穴增加了治疗“热病汗不出,足热厥逆满,膝不得屈伸”等病证的作用。他还补充了历代许多名医的针灸治验事例,常在叙述穴位主治病症中多方引用。如论述“三里”穴时,引用了秦承祖、华佗等人及《外台秘要》等书的有关论述,使该穴的主治作用更加明确。对前人的针灸临床经验,王惟一更加重视,常用来说明某个穴位的特殊功效。通过这些努力,既进一步完善了经穴理论,又扩大了穴位的主治作用,提高了腧穴的实用性。
3.书籍社会价值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在当时的医疗教学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为统一和发展我国针灸学作出了很大贡献。使经穴理论规范化,也是王惟一主要学术思想之一。王惟一在撰写《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时,“纂集旧闻,订正讹谬”,做了不少校勘考证工作,对后世学习《内经》原文起了加深理解的作用,并进一步完善了经穴理论。他一生致力于针灸方面的文献研究和整理工作,尤其对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很有研究,且在学术上受其影响颇深。他把很多不统一的有关针灸学著作,去伪存真加以整理,并对前代有关“经穴”的学说,进行了订正和改进,给学习和临床治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大大提高了针灸教学和治疗的效果,对于统一、普及和发展针灸学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铜人》是继皇甫谧之后对针灸著述的又一次总结,是集宋代以前针灸学的精华,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针灸医学的迅速发展。《铜人》不仅为当时医学生及临床者的必读之书,也是我们现在学习继承和研究发扬祖国针灸学极有价值的参考文献,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三. 针灸铜人模型简介
1.针灸铜人模型的构造
1027年,在王惟一主持下,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两具针灸铜人全部铸成。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级经络穴位形象化标准,堪称为价值连国的“国宝奇珍,医中神器”。因针灸铜人在北宋天圣年间制成,故史称其为“宋天圣铜人”。铜人一座置于医官院,一座置于大相国寺。
两具针灸铜人则完全依照《图经》法度,用青铜所铸成。铜人外形与成年男子相仿,人形为正立,两手平伸,掌心向前,头部有头发及发冠;上半身裸露,下身有短裤及腰带。铜人体表精细铸刻657个小孔以应腧穴部位,分单双穴标出354个穴位名称于其上,经络腧穴及名称是用错金(即镀金)镀写的。铜人被浇铸为前后两部分,躯干四肢均可拆卸,并利用特制的榫头组合,胸腹腔中空,内有木雕的五脏六腑和骨骼,脏器的位置、形态、大小比例都与正常成人的相似,故亦可应用于解剖学当中。正如夏竦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所作序中有云,铜人“内分脏腑,旁注溪谷,井荥所会,孔窍所安,窍而达中,刻题于侧,使观者烂然而有第,疑者涣然而冰释”。
2.针灸铜人的颠沛流向
北宋末年靖康之乱(1126年),当时在汴京的两具铜人相继流落到民间,其中一具从此即告失踪,另一具则颠沛流离,几经易手。明正统八年(1443年),距宋天圣铜人铸制时间已有416年的历史,宋天圣铜人上的穴位文字也已因腐蚀生锈而无法辨认。为了恢复宋天圣铜人的原貌,明英宗于是下令仿制一具新铜人,以“明正统铜人”代替“宋天圣铜人”。该仿制过程见于《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明英宗所做的序中:“宋天圣中,创作《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刻诸石,复范铜肖人,分布腧穴于周身,画焉窍焉。脉络条贯,纤悉明备,考经案图,甚便来学。其亦心前圣之心,以仁夫生民者矣。于今四百余年,石刻漫灭而不完,铜像昏暗而难辨。朕重民命之所资,念良制之当继,万命砻石范铜,仿前重作,加精致焉,建诸医官,式广教诏”。(《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英宗序)。
“明正统铜人”铸成后一直藏于明、清太医院署的药王庙内。明末李自成起义时,北京的官府民宅都曾遭洗劫,据说这时存放在太医院中的明正统铜人的头部被毁伤,直到清初顺治年间(1644—1661年)才重新修好。有言“自明末流寇之乱,京师官署,悉遭寇扰,太医院之铜人像亦被毁伤头部。顺治中修复之”。(《太医院针灸铜像沿革考略》)。1900年,藏于清太医院中的明正统铜人及铜铸的三皇像,均被俄国的军队抢去。当时太医院的医官们为了要回这座铜人,曾和俄国军队进行了多次交涉,最后仅把三皇铜像赎回,而明正统铜人则未予归还,在其以后的下落一直是史学界的一个谜。
自二十世纪20年代以来,当代学者对于宋铜人进行了大量的考察研究,试图重新找到这一珍贵的针灸铜人。最初引起人们注意的是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一具针灸铜人,在人们的印象中这具铜人是中国传去的,但铸造年代不详。自5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中日学者认为这具铜人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宋代铜人,于是这具铜人的地位被抬到无以复加的高度,认为是“中国传来的重大至宝”,“经穴研究者独一无二的参考资料”。然而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对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铜人考察的不断深入和越来越多的可靠史料发现,史学界终于查明了这具针灸铜人的真正身份,它是1810年由日本针灸医官铸造,其腧穴定位的依据是中国宋代针灸经穴国家标准文本《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寻访过程中,专家们又意外得到一条线索。中国中医针灸研究所研究员黄龙祥在一本国外医学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介绍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有一具中国明代铜人。直到2003年初,黄龙祥等三人组成的考查小组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考察。在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中国展厅,一具铜人立在大厅的中央,该针灸铜人高175.5cm,其姿势、服饰与“宋天圣针灸铜人”基本特征完全吻合,其经穴数量与定位,均与宋《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相符合。专家们经过不懈的追踪和艰难的考证,终于认定圣·彼得堡国立艾尓米塔什博物馆的针灸铜人就是中国“明正统针灸铜人”。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通过外交途径向俄罗斯方面索回“明正统针灸铜人”,但遭到了俄方的拒绝。为此,专家们决定重新仿制一具“明正统针灸铜人”。仿制工作成功进行,复制后的“仿明正统铜人”被誉为“失而复得的铜神”。它不仅使人们知道了一千多年前中国宋代医学家对《针灸图经》文本的理解,也使现代的针灸学者了解了宋代在腧穴定位方面的真实情况。
3.针灸铜人的社会价值
针灸铜人不仅作为一件精湛的艺术品而为人们所观赏,其更大的用处是作为针灸教学和医生考试的立体直观教具。两具铜人中的一具就被安置在朝廷医官院,用于学医者观摩练习之用,以作为对医生和学生进行考核的最标准的用具。针灸铜人最神奇的功能是“针入汞出”,可直接进行医官技能考试。据记载,宋代每年都在医官院进行针灸医学会试,会试时先将水银注入穴位孔中,外封黄腊,将铜人表面经脉穴位完全遮盖,令应试学生取穴扎针,此时全凭平时功底下针,若认穴准确,自然“针刺而汞出”,应试者便可获得行医资格。稍有差错,针即无法刺入,铜人身体内的水银就不会流出,无法获得行医资格。针灸铜人其构思之巧,令人叹为观止。另一具针灸铜人则放置在京城大相国寺的仁济殿,供天下学医者及百姓前来参观,因观者甚众而成为昔日汴京八景之一。
四. 图经石刻碑简介
1.图经石刻碑的雕刻背景
宋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刊行之后,印刷术虽有较大的进步,但由于印数少不能广泛流传,在一定程度上仍然限制着针灸医学的发展和普及。于是由王惟一负责,医官院将全书内容刻石。在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以该书石刻为壁,在大相国寺内建成“针灸图石壁堂”。到1042年2月,“针灸图石壁堂”改称“仁济殿”。全书镶在仁济殿四面壁之上,每卷一壁,剩余一壁则另撰王惟一的另一部著作《穴腧都数》一卷补入。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全部文字刻于石碑上,向全国颁布,可见当时政府对于这一标准的极大重视。
2.图经石刻碑的散落流向
元代至元(公元1277-1294年)或元贞(公元1295-1296年)年间,石刻从河南汴梁(今开封)移来大都(今北京),放置于皇城以东明照坊太医院三皇庙的神机堂内。明英宗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上距王惟一刻石时间已四百多年,石刻已漫灭不清。英宗令工匠砻石,仿前重刻。重刻上石时将“新铸”二字删去,定名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并增入明英宗序言,以记石刻之沿革。到英宗正统十、十一年(1445-1446)修筑城垣和东城时,宋天圣刻石被损毁,充当修筑城墙的砖石,被埋于明代城墙之下。明正统石刻今已不存。值得庆幸的是,解放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配合拆除明代北京旧城墙的考古工作中,陆续发掘出宋天圣《新铸铜人腧穴图经》石刻残碑6块,以及石雕碑檐仿木结构斗拱残石1段,至此我们才得以重见这一历史文物,现藏于首都博物馆、北京石刻博物馆。1980年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成功仿制了天圣石刻,现藏于中国中医研究针灸研究所博物馆。
五.《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不足之处
1. 经穴排列杂乱无章
由于时代的局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书籍内容不可能尽善尽美,如对经穴的排列顺序,未能冲破《千金》、《外台》的藩篱,存在着比较混乱的状况。具体表现在十二经脉的排列,先后按手太阴肺经、手太阳小肠经、手阳明大肠经、足厥阴肝经、足少阳胆经、足少阴肾经、手少阴心经、手厥阴心包经、足太阳膀胱经、足阳明胃经、手少阳三焦经、足太阴脾经的次序,既不按《灵枢·经脉篇》十二经流注顺序,也没按手足三阴三阳的顺序,任意编次,杂乱无章。在四肢穴位排列方面,十二经脉的穴位均全是起于手足末端,然后渐次向上,全由四肢远端向近端呈向中性排列,打乱了《内经》十二经行走方向有逆顺之异的规律。头面和躯干部的穴位排列,则是按正、侧、背三人图形式,先正中,后两侧,与四肢经脉不相衔接。这些杂乱的排列顺序,一直到《圣济总录》才得以解决。
2. 文献采摭讹谬甚多
如果系统考察《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腧穴内容,发现它主要采自《外台·明堂》、《太平圣惠方·针经》、《灵枢经》、《素问》王冰注、《千金要方·针灸》等书,王惟一新增加的内容寥寥无几。但在引用前代文献时,王氏很少照抄原文,往往要加以改动,而且多不标明出处。一些标引书名的地方,往往是为了补充说明,或系转录自他书。勿庸讳言,王惟一对于文献的采摭、考证,确有不少疏漏、谬误之处。如足少阳胆经的循行,《灵枢·经脉》原载为“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锐眦后。其支者,别目锐眦下大迎,而《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则录为“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锐眦,下大迎”,不仅阙漏甚多,而且不合原意。再如“傍通十二经络流注孔穴图”,将“阴谷 曲泽 大肠 小肠 胆”同列一行,前者阴谷、曲泽是“六阴经五输穴表”中肾、心包二经五输穴的合穴名称,后者大肠、小肠、胆是“六阳经五输穴表”中三条经脉的名称,如此将穴位、经脉混为一行,将令后学者无所适从。足太阴脾经在下肢有十一个穴位,左右共二十二穴,《铜人》却称“足太阴脾经左右凡二十八穴”;足少阴肾经在下肢有十个穴位,左右共二十穴,《铜人》亦称“足少阴肾经左右凡二十八穴”,均与目录所标不相一致。穴位的错误排列现象尤其严重,在“傍通十二经络流注孔穴图”中,阳池、支沟、天井三穴分别被错排为足少阳胆经(实为手少阳三焦经)的原穴、经穴、合穴,丘墟、阳辅、阳陵泉三穴分别被错排为足阳明胃经(实为足少阳胆经)的原穴、经穴、合穴,冲阳、解溪、足三里三穴分别被错排为足太阳膀胱经(实为足阳明胃经)的原穴、经穴、合穴,京骨、昆仑、委中三穴分别被错排为手少阳三焦经(实为足太阳膀胱经)的原穴、经穴、合穴。六阳经五输穴、原穴共36个,而错排者达12个,其讹谬程度可想而知。总观全书不难看出,这些失误与讹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前代文献中的错误多沿袭未改,二是由于采用前人文献时,或不明体例,或错会文义而致误。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卷上与卷中、卷下所采用的文献有所不同,因而出现前后矛盾的现象。对于这些失误,我们应当在做好《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采用文献的探源考辨的基础上,认真加以鉴别,以免因误致误,以讹传讹。王惟一新增的内容主要见于原书“今附”、“新附”条下以及少量的注文、按语中,如风门穴后有“今附若频刺,洩诸阳热气,背永不发痈疽”;龈交穴后有“新附治小儿面疮癣久不除,点烙亦佳”。因此研究王惟一的学术思想及学术成就,主要应依据这部分内容及腧穴的归经,不能不加分辨地将前人成就也归于王氏名下。全书中出现的错别字不在其下,如在“避忌人神之图”及其注解中,天干“己”被误作为“已”、“ 巳”的达十余处之多。至于五卷的首端标题和卷端止处,有用“针灸图经卷一”的,有用“针灸经卷二”的,有用“针灸图经第三”的,有用“针灸经卷之四”,极不一致。而“翰林医官朝散大夫殿中省尚药奉御骑都尉赐紫金鱼袋臣王惟一奉圣旨编修”一句,只在卷一、卷三、卷五中标题下出现,卷二、卷四则无此句,其因可能原在三卷本中的卷上、卷中、卷下出现此句,后将“卷上”分为卷一、卷二时而只在卷一有,“卷中”分为卷三、卷四时只在卷三有,“卷下”改为卷五后仍保留下来。
六.《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校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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