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研究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的出现，这个旧观点最近被重新提出。它首次出现时曾以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为幌子，认为人们生活在一起会产生选择性压力（selective pressure），这种压力足以改变人类的天性。乍一看，人们和平共处会导致大脑发生改变，这个假说太奇怪了，更别提导致大脑缩水了。毕竟，人类文明已经延续了两万多年，在社会、宗教、艺术和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大量的文明成果。近期，在印度尼西亚岛的弗洛里斯（Flores）发现了石器手工制品，这些制品可以追溯到100万年前，这基本能够说明早期人类祖先直立人（Homo erectus）已定居岛上。10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意味着直立人必定掌握了很多航海技能，而掌握这些技能的人必须拥有认知能力，还必须能够通过社会合作来配合完成用早期竹筏的航行，因为一望无际的大海将大陆板块隔离开来。
显然，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结束前，祖先们已经能够很好地合作与交流了。但是，当时人口数量开始增长，这会给人们适应大型社群中的共栖生活增添压力。12对人类物种历史的研究表明，距今大约1.2万年的新石器时代开始前13，三块大陆的世界人口数量急速上升。两万年前，当覆盖北部大陆的冰盖（ice sheets）开始融化时，人类的人口也快速增加，这种改变使这个社会环境中的人们必须掌握更高层次的技能，才不会迷失方向。人类对社会特质的选择过程必然开始于人类始祖于数万年前最初通力合作、最初出现驯化的时候。而当最后一个冰河时代之后，人类祖先群居共栖，人类对社会特质的选择速度可能已经大大提高。
拥有力量和攻击性对狩猎采集者的生存十分有利，然而，在稳定的群居社区中，狡诈手段、通力合作和商业贸易则是不可或缺的。人类现如今不得不保持头脑冷静，甚至性情平和。在这种新的选择性环境里，活得成功的人会将他的脾气秉性和社会技能传承下去，因为这些社会特质让他们在谈判与社交中游刃有余。诚然，现代世界依然存在极端暴力和战争，我们研发出了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技术，但是，现代的战争冲突也通常是以群组为单位精心策划的；残酷的个人厮杀只有在史前小规模的狩猎采集者部落中才比较流行。
通过自我驯化，我们改变了人类——通过促发自身基因，生长出的大脑发育起来比身体的发育要缓慢。这将意味着我们生长发育和需要社会支持的周期更长，便会需要更多的亲代投资（parental investment）。这还需要我们设立一些机制来调教性情，教孩子在社会中如何做到举止得当。在定居社区中，那些更加安宁和谐地群居的族群能够更成功地繁育后代。他们习得的技能使他们能够与别人合作，共享信息，最终创造了我们的文化。
现代文明兴起，并非由于人类物种突然更具智慧，而是因为我们学会改进一直继承下来的技术与知识，而正是通过自我驯化的副产品——信息分享，我们才得以继承技术与知识。拥有漫长的童年时期有利于人们将知识一代一代地传承，而漫长的童年时期最初就演变形成了，因此我们学会了同族群中的每个人和睦相处。正是这种学习和谐共栖的迫切愿望使集体智慧日益增长，而不致降低。通过共享信息，我们变得更加富有教化，却未必更具智慧。
1860年，维多利亚时期，两位勇敢的探险家罗伯特·布尔克（Robert Burke）和威廉姆·威尔斯（William Wills）出发探险，从澳大利亚以南的墨尔本横穿大洋洲大陆，最终到达北部的卡奔塔利亚湾，行程共计3200公里。他们却在返回途中，双双被饥饿击倒。二人都是受过教育的现代人，却不知道如何在内陆地区生存。他们靠食用大量的淡水贝类动物和当地土著食用的一种叫“田菁”（nardoo）的植物维生。但是，这两样东西都含有大量破坏维生素B1的一种酶，维生素B1对于维持生命至关重要（所以叫“维生素”）。大洋洲土著人食用这两样食物的传统方法是将贝类动物炙烤一遍，然后用湿磨法将其碾碎，随后将田菁烘焙一下，这样能中和有毒的酶，而布尔克和威尔斯没有掌握古老的大洋洲土著知识。他们不是死于食物匮乏，而是缺乏维生素B1的脚气病。大洋洲土著对维生素B1和脚气病一无所知，也不知道高温能破坏酶；土著人从小就从父母那里学到怎么正确烹制这些食物。这些知识无疑是从先人们的大量反复实验和所犯的错误中获得的，他们的文化让他们掌握了布尔克和威尔斯不具备的关键知识。这两位探险家的经历说明，我们的智慧和生存能力取决于从他人身上学到了什么。
由于驯化而要去学习，这使得传承知识和做法的目的或初衷有时变得不太明显。在烧烤大洋洲“丛林食物”的例子中，这种做法是为了安全地烹制食物，而包括狩猎和生孩子在内的其他例子，则都是对生命有潜在威胁的活动，这些活动与民间智慧有关。当然，很多民间风俗也含有迷信色彩和非理性观念，但正如我们在下一个章节中将要探讨的，模仿周围人的言行是万分必要的，特别是当你还是孩子时。
作为发展心理学家，我认为，童年时期在了解人类物种的文化演变方面起着主要作用。有这样一个常被引用的结论：饲养周期最长的动物通常是最有智慧且最合群的。我常把这一结论讲给布里斯托大学的学生们听。长期对偶匹配（pair-bond）的动物物种也有这个特点，而拥有多个配偶、孕育很多能自力更生的后代的动物则没有。无怪乎在地球上的所有动物中，人类花掉最长的时间去当孩童，去依赖别人，然后又当父母，倾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养育后代。人类就逐步进化成了这样。
当然，人类并非唯一延长了抚育后代时间的动物，却是唯一利用孩童时期传承前人积累的海量知识的动物。没有其他任何生物能像人类这样创造并利用文化，人类的大脑为此而进化。发展心理学首席专家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俏皮地说：“鱼一出生就渴望水，人一出生就渴求文化。” 其他动物有能力传承已经习得的行为，比如如何打碎坚果，如何用小树枝捅破白蚁窝，但是没有任何动物能像人类一样传播那些复杂程度一代更比一代高的智慧。我们的老祖宗可以教孩子如何制造简单的小轮子，而如今，我们能教会孩子如何制造一辆法拉利。
传递知识需要相互沟通。其他动物也能彼此交流，但交流的信息僵化，且数量有限，而人类具备创造语言的独特能力，因此能讲述无穷多的故事，甚至脱离现实世界的幻想故事。我们还具备讲话、书写、阅读以及利用语言回顾过去或思考未来的能力。人类语言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复杂而多样。语言建立的基础是相互理解，并且希望与像我们这样的想要学习的人分享知识，这就需要去理解对方在思考什么。互相交流是人类驯化的一部分——我们必须为了集体利益，学会和平共处，学会通力合作，分享包括知识和故事在内的资源。我们不仅教育孩子，也让孩子去参加社交活动，使他们能遵守社会上的行为准则，成为有用的社会成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物种必然能和平相处。在资源有限的世界，总会有摩擦和冲突。人们会联合起来捍卫他们的地位，抵御其他部落成员的进攻。然而，对群组和群组，以及人与人之间所产生的冲突而言，现代社会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更高等级的道德和法律所控制。为了成为被他人认可的社会成员，我们每一个人必须了解这些规则，这是人类驯化过程的一部分。
我们是社会化动物，无时无刻不关注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无怪乎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名誉。我们要适应的社会压力就包括要被集体评判，因为毕竟大多数成功都是由别人定义的。我们对此全神贯注，在讲究名人文化的现代社会，非常明显，特别是随着社交圈的兴起，在这个圈子里，人们花费大量时间，努力获得他人的认同。地球上有超过17亿人使用网络社交圈来分享并寻求他人的肯定。关于表演艺术学院的情景音乐喜剧《欢乐合唱团》（Glee）中的角色雷切尔·贝瑞说道：“现在，没有名气比贫穷更糟糕。”此时，她在影射当代社会对于名望的迷恋，还影射了我们渴望被更多人喜欢的事实，即使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们，或只是泛泛之交。
我们总是倾向于让别人为我们做点什么。在遥远的过去，我们渴望的是养家糊口和打败竞争者的力量，抑或抚育很多孩子的能力，但是这已不再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特质了。现代社会所青睐的是性格、智慧和潜在的赚钱能力。如果给我们大多数人期望获得的品格列一张单子，那么排名最高的一定是社会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在各自生活的领域已经相当出色的人还要寻求他人的关注。
别人的看法是我们行为举止最重要的动机之一。当我们从现代激烈的竞争和逼人屈服的压力中逃离出来的时候，有些人能享受片刻独处的时光，这段时光让人无忧无虑，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不免会返回寻求他人的陪伴或支持。不伤害其肉体，而故意将其排斥，这是强加给一个人最残酷的惩罚。就像逃回野外的驯化了的狐狸，我们总是要寻回他人的陪伴。
为何群体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如此在意别人怎样看待自己？
《被驯化的大脑》一书提出，我们如此行事，是由于大脑经过进化，变得更加社会化了。变得社会化，需要人类具备领悟力和理解力，去识别和解读他人的行动；变得社会化，也需要具备改变自身思想和行为的能力，以便与他人的想法和行为步调一致，从而为他人所接纳。作为物种之一的人类，这样的驯化发生于人类进化的整个过程，期间，自我选择机制塑造了人类的社会化的行为和性格，但是我们会继续在一生中自我驯化，特别是在各方面开始发育和成熟的孩童时期。
大脑进化是为了让我们生活在大型社群中，为了让我们与他人合作、交流，共享传递给下一代的文化信息。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在发育期有如此漫长的童年：在这个阶段，大脑就能够逐渐适应我们的社会环境了。人类需要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这就要求婴儿对他们身边的人特别留意，还要求婴儿必须有足够的灵活性，来对童年时期出现的文化差异进行编码，这也让每个孩子都能识别社群中的成员，并成为社群的一员。一个孩子不仅必须学会在物质世界中寻找方向，还要学会理解他人的隐形目的和意图，在社会环境中找到正确的方向。我们必须变成能读懂他人心思的人。
我们要开发并磨炼读懂他人心思的技能，以便推断出别人是怎么想的，最重要的是，推断出这些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人们认为，对比研究得出的证据揭示了，我们和非人灵长类动物之间的相似点与差异。非人灵长类动物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相当于人类在生物学上的表兄弟。当然，我们重点关注人类儿童。儿童发育方面的一些发现，反映了大脑机制与社会行为的产生这二者相互作用。这些发现非常有助于了解是什么机制将人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机制又是如何运作的。
那样的分析完全凭借社会行为的成本与收益而得出，而我们也许忽略了重要的一点：人类是拥有感觉的情感动物。要得出最优的结果，仅靠读懂他人以及在探戈中与他人步调一致还远远不够。我们也迫切地需要通过积极和消极的情感，和他人建立联系，这促使我们首先变得社会化。这种观点能够启发我们去理解，为什么人类有时候会由于过于在乎他人如何看待自己，而做出看上去不合理的行为。
《被驯化的大脑》中讨论的较有争议的一个话题是，早期环境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塑造一个人，并将后天获得的性状特征遗传给后代。对大部分坚持自然选择学说的达尔文主义者来说，环境独自操纵着对基因的遴选，选出有最佳适应能力的基因，这个观点听起来如异端邪说。然而，有证据表明，早期社会环境为我们留下了一笔永恒的遗产，让我们能通过所谓的表观遗传过程（epigenetic processes）来形成人类的性格特征。表观遗传过程是一种能改变基因表达继而影响后代的机制。
每个孩子在成长中的某个时刻都会被告知，他必须“行为得当”，如果不照做，就是“行为不当”。当父母为此斥责孩子时，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当自己的思想行为和别人的利益与期望产生冲突时，孩子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拥有自控力是人类大脑额叶形成过程中产生的一大特征，这种能力在我们与他人互动时极为重要。没有自控力，我们就不能压抑那些可能不利于社会合作的欲望和冲动，继而无法跟他人协作、协商。如果想被他人接纳，自控力非常关键。没有自控力，就可能被排斥，还会因为我们违背了把社会群体结合在一起的道德及法律规范，而被贴上反社会的标签。
生活在群体中，除了有好处，自然也会有被排斥的危险，这也是成为局外人的毁灭性后果。被人排斥和感到孤独不仅让大脑记录下痛苦，还会让我们患上生理和心理疾病。被人排斥能让人有破坏性的举动，不仅会做出自残行为，还会想伤及他人。通过社交网络，人与人之间或许联系得更加紧密了，但这个数码村落也更容易让人孤立。
《被驯化的大脑》涉及的领域如此广泛，从人类进化、大脑发育和儿童成长，到遗传学、神经科学和社会心理学，连通所有这些领域无异于痴人说梦，但这个目标值得努力追求。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在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我们会如何行事”的问题上，他人是多么重要的因素，我们才能够开始了解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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