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曾经注视过镜中的自己，虽然皮肤不算白皙却应该怎样也称不上是黄，然而东亚人长久以来却都被称为“黄种人”，这种说法显然不是在客观描述我们的肤色，而是冲着西方“白种人”而被“发明”出来的。
    此书着力于再现西方社会对东亚人群进行描述和理解的观念史变迁，考察了“黄种人”观念的起源，人种分类理论中“黄色蒙古人种”在西方科学界的定型，以及这一学说如何传播至东方并为东方社会广泛接受的知识过程。只有深入了解种族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才能知道种族观念、人种分类知识是多么的荒谬和危险。

早期旅行和传教记录中的东亚人
    当古代欧洲作家尝试描述其他大陆的居民时，对于后者的肤色，很少能达成一致意见。部分原因是，在18世纪晚期之前，还没有根据我们现在所称的种族来划分人类的要求。其实，在西方思想中具有根据各种方法对与已知人类不同的人加以区分的悠久传统，其中也包含对肤色的模糊界定。然而宗教信仰、语言、服装、习俗等可资区分的因素，看起来都比或明或暗的肤色更重要、更有意义，而后者，总的来说，常常只被归为气候、性别以及社会等级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类的“黑色”（blackness）在早期是与肮脏或邪恶相关联的概念（撒旦被认为是唯一真正拥有黑皮肤的个体），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也是常常被用做描述罪恶、邪神崇拜、非基督教的文明的形容词。在欧洲之外（或在欧洲边境）的任何人都被贴上了诸如“暗色”（dark）或“黑色”（black）一类的标签。而这却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种族区分[Hodgen, Early Anthropolog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Devisse and Mollat, The Image of the Black in Western Art; Hahn, “The Difference the Middle Ages Makes”; Bartlett, “Medieval and Modern Concepts of Race and Ethnicity”.]。在更早的时候，在希腊-罗马时代，虽然东方的印度大陆常常会与奇迹、巨大的财富、各种各样的人或非人的怪物联系在一起[Snowden, Before Color Prejudice; Hall, Ethnic Identity in Greek Antiquity; Isaac, The Invention of Racism in Classical Antiquity; Wittkower, Allegory and the Migration of Symbols, 45-92; Friedman, The Monstrous Races in Medieval Art and Thought.]，但肤色的意义却似乎是微乎其微的。
    在此背景下，我们就可以理解，像12世纪末期的马可·波罗一样的中世纪旅行家，将中国皇帝以及日本人都称为“白色的”（bianca）是多么令人惊奇了。自马可·波罗存世文献中的一个版本（当时存世的有许多版）在1559年由赖麦锡（R.B. Ramusio）[赖麦锡（1485-1557），意大利地理学家，编纂有《游记丛书》，其中收录的《马可·波罗游记》是该文献近代各种版本的主要来源之一。——译者注]收入《游记丛书》以来[ Ramusio, Delle navigationi et viaggi, 2:21, 46, 50.]，所有的中国人就都被描述为白色的了。其他来到中国的旅行者，比如14世纪30年代的鄂多立克（Friar Odoric）[鄂多立克（约1286-1331），意大利人，天主教士，著名旅行家。他在14世纪早期开始游历生涯，曾在中国北方生活数年。其著作国内有高济选译：《鄂多立克东游录》（中华书局，2002年）、张绪山译《东域纪程录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译者注 ]就称这一地区的人们样貌美丽（di corpo belli），但中国南方人则被描述为苍白的（pallidi）而非白色的——这也在后来的解释中成为了重要的细微差别[鄂多立克的描述发表在1583年赖麦锡所编丛书的第三版中；我所用的是赖麦锡著作的现代版：Navigazioni e viaggi, 4:284。]。
    从15世纪末期开始，当旅行者们（首先是伊比利亚人）航行过非洲南端，进入印度洋时，他们欣慰地发现亚洲人的皮肤并不都是深色的。这成了另一种中世纪的成见（就像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的《词源》中一样），即印度大陆的居民都因为过分炎热的天气而“染上各种颜色”（tincti coloris）[Isidore, Etymologiae, 82:497. 一个近期的英文译本将这一短语翻译为“有色的人”（people of color），这是一个会引起误解的现代术语（Etymologies, 286）。伊西多尔编辑《词源》的主要材料是索利努斯（Solinus）的作品，其写作于公元3世纪，将居住在东亚的人描述为“被比其他地区的人们经受的更高的热度灼伤”，他们的肤色“是由气候所决定的”（Collectanea rerum memorabilium, 186）。]。这种想法也跟另一种古老的传说联系在一起，传说中认为在阿拉伯世界的另一边，生活着由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领导的“迷失的”基督教（并且可能是“白色的”）群体。1164年，有人曾假借祭司王约翰之名给罗马教皇写信，请求教皇支援自己抵抗阿拉伯的军队。早期前往亚洲的探险家甚至都被看作痴迷于寻找祭司王约翰的人，而随着他们不断发现新的处女地，寻找的区域也不断发生着变化[ Zarncke, “Der Priester Johannes”; Ross, “Prester John and the Empire of Ethiopia”; Letts, “Prester John”; Slessarev, Prester John; Rachewiltz, Prester John and Europe’s Discovery of East Asia.]。
    1511年，葡萄牙人在马六甲建立东亚贸易的前哨，这里一度成为繁荣兴旺的国际贸易中心。从前关于远东“白”人的传说突然成为了现实，中国人和日本人（还有阿拉伯人和其他东亚人）都变得非常常见。他们的“白色”不断受到强调，不仅仅是因为与印度人形成强烈的对比，也因为白色成为描述他们可能达到的文明水平的词汇。一个很具启发的例子，同时也是关于欧洲人到达亚洲的最早记录之一，来自吉罗拉莫（Girolamo Sernigi）。他是一位佛罗伦萨商人，在1497-1499年达伽马第一次航行期间受雇于葡萄牙。在驶入印度洋之前，葡萄牙人抵达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Calicut）。他们在那里听到了一个传说：大概80年前，“一些白皮肤的基督教徒乘船到过这个地方，他们留着像日耳曼人一样的长发，只有在嘴附近才有胡须，就像君士坦丁堡的骑士和文臣一样”。吉罗拉莫进一步写道，如果这些航行者真是日耳曼人的话，葡萄牙人肯定听说过他们，所以他猜测，他们可能是俄罗斯人[ Montalboddo, Paesi novamente retrovati, sig.H4. 意大利文的手稿见Radulet, Vasco da Gama, 174. 葡萄牙人到达这一地区的情况，见Cordier, “L’arrivée des Portugais en Chine”; Kammerer, “La découverte de la Chine par les Portugais”; Schurhammer, ”O descobrimento do Japão pelos Portugueses”; Loureiro, Fidalgos,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
    我们不知道达伽马和他的队员真正听到的是什么，但肯定会猜测，首先，与日耳曼人的比较仅仅是这个传说在西方视角下被接受或复述的方式之一；第二，认定这些人是基督教徒，也是欧洲人的一种推断，因为在数百年以前，他们就已将白人与基督教徒画上了等号。此外，整个故事已经至少被转述了两三次，并且直到1507年才被正式出版，距离吉罗拉莫返回里斯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而，人们还是振振有词地争论，因为郑和在1435年去世以前建立起中国人对整个印度洋地区海上贸易的统治权，在其后的数十年时间里，中国人一直保持着对海上贸易的控制，直到葡萄牙人到达后，他们才几乎全部（正式地）退回去，所以“白色基督教徒”事实上是中国人，是郑和庞大航海活动中的成员。而卡利卡特的印度人起初之所以欢迎葡萄牙人，恰恰是因为将他们错当成了中国人[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4:3:508.]。
    无论如何，吉罗拉莫记载的轶事后来在路易·德·卡蒙斯（Lius de Camões）撰写于16世纪的民族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更通用，]（The Lusiads，或译《葡国魂》）中被推崇备至，作为对葡萄牙人贸易以及基督教文明胜利的赞颂而收入诗中。在卡蒙斯将吉罗拉莫充满迷惑和怀疑的记录变成对业已成形的跨国贸易光明前途的吉兆之后，整个故事的基调也随之发生转变。当葡萄牙人遇到了黑皮肤、讲阿拉伯语的人时，卡蒙斯将他们形容为“与更优秀的人沟通”的“黑人”，而当葡萄牙人得知有“来自东方”、与他们的船一样大的其他船只，并且被白色的人操控着——“像我们一样的人，拥有同白天一样的颜色”时，似乎将对方视作阿拉伯贸易者而不是欧洲来的竞争对手[ Camões, The Lusiads, 1:277-79.这本书的对开页是葡萄牙文原版。]。
    卡利卡特的印度人无法或压根没有兴趣区分两种肤色同样浅淡的人种，在这种情况下，吉罗拉莫和卡蒙斯都擅自预设欧洲人是世界上唯一的白人，来自唯一的基督教文明国家。暗色皮肤的人可能会说阿拉伯语，也精通航行技术，但是如果东方真的还有白人，那么一定是像他们一样的欧洲人，如果他们是北非人，那么他们应该也拥有相对白皙的肤色，但是他们当然就不是“白人”了。换句话说，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这些所谓的白人是不是中国人（这方面的证据似乎主要是根据他们手持的武器），但欧洲人对于这个新消息的反应，是立即根据预想的、依靠肤色区分的人类种族来加以判断，这是西方人凭借自己带有优越感的预设而误读其他人群的力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