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故事
几年前我造访了位于德国境内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在难忍的死寂中，我走在躺着千万罹难者的公用墓穴间，自问在哪个墓洞里安放着那位女孩的遗骨——关于纳粹暴行最感人至深的证据是来自于她的遗赠，她也将那份确信传递给了我们：文字是至高至大且长存不灭的庇护所，因其砖石是用记忆的灰泥凝聚筑成。我行走，我寻找，我遍寻不着。没有任何标识能够将我引向安妮·弗兰克的沉睡之所。
肉体的亡故之后，号为遗忘与无名的两位刽子手又赐予人类第二次死亡。死一个人是场丑闻，死一千个便只是个数字——这句话是戈培尔说的，而智利的军人、阿根廷的军人以及假扮成民主主义者的他们的同党曾经重述且仍在重述着它；米洛舍维奇们、姆拉迪奇们以及化装为和平谈判者的他们的共谋曾经重述且仍在重述着它；在离欧洲如此之近的阿尔及利亚，屠杀者们亦鄙夷地将这句话唾在我们脸上。
贝尔根·贝尔森的确不是个适合散步的地方，恶行的重量压在人的顶上。“要让它不再重演，作为我来说又能做些什么呢？”这样的窒闷又继而催生出想要认识每一位受难者，讲述他们的故事，紧握文字这唯一足以对抗遗忘的武器，去叙述我们的父辈、爱人、子孙、近邻以及友人的那些辉煌荣耀或是微不足道的事迹的愿望。生命也可以成为对抗遗忘的一种方法，正如巴西诗人吉马良斯·罗萨所说，叙述即反抗。
在集中营的一端、距离那些声名狼藉的尸体焚烧炉只几步之遥的地方，在一块大石粗粝的表面上，有人——谁呢？——许是借助小刀或铁钉，刻下了这最似诗剧的呼喊：“我曾存在于此，无人会讲述我的故事。”
我亲见过许多画家的作品——抱歉——直至今日我也未曾在其中的哪幅画作里体味到——像蒙克的《呐喊》所能激发出的那样——心灵的震颤。我也曾经面对不计其数的雕塑，而只有在奥古斯丁·伊瓦罗拉的创作中我才找到了用语言所永远不及表述的激情与柔软。我猜想我读过的书也该有几千本了吧，还从来没有哪段文字能像这句镌刻于石块上的话语一样，坚硬、神秘、美丽，又让人心如刀绞。
“我曾存在于此，无人会讲述我的故事。”句子这样写道。写于何时？是出自一位女性之手么？或是一名男子？刻下它的时候，作者想着的是他自己独一无二的英雄履历，或者，竟是背负着所有那些未能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无人为其树碑立传、在生命的街道中匆匆走过的可怜人之名？
我不知自己在那块石头跟前站了多久，但伴着时渐西下的夕阳，我看见有更多双手在殷勤拂拭着那段铭文，不让遗忘的尘土将它掩埋：一位俄罗斯姑娘，弗拉斯卡，她面朝着只剩一具枯瘦骨架的咸海，向我讲述着她是如何对抗过那最终杀死了一片满载生命的海洋的疯狂。德国人弗雷德里希·尼曼特——费德里科·无人，他于1940年被宣告死亡，而直到1966年他还在踏破铁鞋奔走于官僚主义的庙堂间，只为证明自己尚还生存。阿根廷人卢卡斯，他烦透了虚伪至极的长篇大论，决心以一己之力拯救巴塔哥尼亚在安第斯山区的林地。智利人加尔维斯老师，在一段他永远都无法理解的流亡之中梦回破旧的教室，醒来时满手粉笔的白灰。厄瓜多尔人比达尔，他将葛丽泰·嘉宝奉为支柱，强忍着地主的殴打。意大利人朱塞佩，他因为错误来到智利，因为错误走入婚姻殿堂，因为错误结识了最好的朋友，又因为另一个巨大的错误获得了幸福，他坚决维护着人犯错的权利。还有深爱着每一艘船的孟加拉人辛巴先生，他亲手领着它们走向毁灭，向它们不住赞颂着它们犁过的海水之美。更有我的朋友弗雷迪·塔维尔纳，面对谋杀，他投之以歌……
所有的他们，以及在那里的更多人，他们的手掌还在反复擦拭着那句石上遗言，而我知道，我必须讲述他们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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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贝尔·奥比奥尔斯，2000年6月29日巴塞罗那
不同时期刊载的文本汇集于这个意味深长的标题之下：边缘故事集。仿佛无尽的故事书写着令人不安或不那么令人不安的事实，肖似又不那么肖似寓言，却有个共同点：确信在一个普通的人背后，总有一段值得书写的伟大事迹。边缘故事集履行着它对弱势群体的诺言，又将它延展到了自然。塞普尔维达谈到智利作家franciscocoloane，谈到名字与命运都充满不确定的犹太诗人AuroraSuetzkever，盘踞厄尔巴直至1400年的海盗SimonVonUtrecht，致力于合作社之推进的厄瓜多尔工会活动家VidalSanchez，生活与美相隔万里的意大利采石工cavatori……他们无可救药地与悲剧锁在一起，一众失败者，其生活或许永不会成为文学题材。半是魔幻的描述，半是隐匿的真实，塞普尔维达的故事绝不会被我们读者的眼睛所忽略，或许正因为我们周围也能见到这样英勇的人。此外，我们也不应怀疑，此刻，在这星球上的某个角落，说不定某人也在像书写他们一样，书写着卑微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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