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李·伯克一九三六年出生于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一九六○年毕业于密苏里大学研究院，获文学硕士学位。伯克的表兄，安德烈·杜布斯是美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为了同表兄一较高下，詹姆斯·李·伯克在十九岁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
　　一九六○年，伯克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半面天堂》。《纽约时报》书评版为伯克的处女作发表了头条评论，评论家将其与纪德、福克纳、海明威、萨特以及哈代等人相比较。一举成名后，伯克的新作屡遭拒绝，《失而复得的布基》出版前被出版社拒绝了一百一十一次。此书后来为他赢得了普利策奖提名。在等待出版的九年中，伯克饱受酗酒带来的精神和健康问题的折磨。为了养家糊口，他做过石油公司工程师、记者、社工、大学英语教授。最后，詹姆斯·李·伯克转而创作侦探小说，推出了“戴夫·罗比乔克斯系列”，该系列作品占据了各大图书销售排行榜的榜首，售出多部电影改编版权。
　　詹姆斯·李·伯克曾两次获得爱伦·坡最佳小说奖，这一成就在该奖项的历史上极为罕见。伯克的作品如同一部美国南部编年史，记录了被种族主义和贫富差距折磨得遍体鳞伤的南方社会。他关注现代工业对传统和自然的影响，崇尚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擅长心理描写，这些特点为他在评论界赢得了“犯罪小说中的福克纳”的美名。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侦探小说家之一，詹姆斯·李·伯克影响了一代作家，其中包括约翰·康奈利、彼得·梅尔等。在他看来，所有伟大的作家对于自己的作品都有相似的看法，即：其中的神圣之处并非来自作家本人，因而他们都怀有谦卑之心。他将自己的才华视为天赐的礼物，而写作仅仅是“为答谢这份礼物而做的回报”。
　　二○○九年，美国侦探小说作家协会授予詹姆斯·李·伯克大师头衔。伯克目前住在蒙大拿的米苏拉和路易斯安那的新伊比利亚，他和来自中国的妻子结婚五十七年，育有四个子女。

　　一名线人向恢复警察身份的戴夫告密——戴夫三十年前去世的母亲其实死于谋杀。此时一个黑人女孩因报复当年强奸她的恋童癖而被判死刑。戴夫发现此案与母亲的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必须对抗警察局和整个司法体系内的腐败力量。

　　他（詹姆斯·李·伯克）果然是当之无愧的文学大师，专注于回归传统价值的主题——父爱、友情、英雄主义。他的故事总能触及人性深处的悲伤、失落、恐惧、愤怒、仇恨。
　　——《出版人周刊》

　　多年前的州政府公文中，维切尔·卡尔穆什总被称作“电工”，从来都不叫“行刑人”。那个年代，电刑椅有时存放在安哥拉，其余时间则自带发电机，乘着平板卡车奔波于各区牢狱之间。维切尔·卡尔穆什为州政府干活儿。他是个行家。
　　在新伊比利亚，我们即使知道他的真实职业，也装作不知情。特什河上游有幢未经油漆的锡顶柏木屋，橡树浓荫掩映，他在那里独自生活。他从不在院子里种花，也极少耙地，但开的汽车总是崭新的，经常几近虔诚地清洗爱车并打蜡。
　　每天清晨我们都能在东大街的咖啡馆看到他。他一个人坐在柜台旁，身穿合体的灰色或卡其色衬衣，头戴布帽，从镜子中观察其它客人。那略微突出的门牙在咖啡杯上方踌躇，好像有话要说，可他几乎从不参与旁人的谈话。
　　当他发觉你看着他时，就会马上露出微笑，黝黑的脸上沟壑遍生，眼底的神情却同这张笑脸相左。
　　维切尔·卡尔穆什是个单身汉。就算他有女性朋友，我们也从未见闻。他偶尔到教务长酒吧兼桌球室，坐在我那桌或是我身旁的吧台边，暧昧地暗示既然我们都是法律工作者，必然有些共同语言。
　　那时我还在新奥尔良警察局当差，仍然沉醉于狂饮占边威士忌，顺边来点儿长颈瓶装的杰克斯牌啤酒。
　　一天晚上，他逮着我独自坐在教务长酒吧的一张桌旁，于是也擅自坐下，还端着一碗白色秋葵汤。我原本的两位酒友一个是兽医，一个是鱼饵店店长。这时，他们俩从厕所出来，瞅了一眼这张桌子，就到吧台边要了啤酒，背对我们自顾喝了起来。
　　“干警察这行有得必有失，不是吗？”维切尔说。
　　“长官？”我说。
　　“不必叫我‘长官’。你常一个人待着？”
　　“算不上。”
　　“我看这是与职业相伴而生的。我做过州里的警察。”他的眼睛和身上平整的衬衣一样灰茫茫的。他的视线飘过我面前的烈酒杯，又看向啤酒杯在桌面上留下的一圈圈水渍，“一个喝酒的人回家得面对许多回声，和石头投进干涸的井里一个样。我没有冒犯的意思，罗比乔克斯先生。我可以为你买酒吗？”
　　维切尔·卡尔穆什家边上那块地归拉比什家族所有；这家人祖上属于内战之前就获得自由的有色人种。起初，拉什比的一家之主是个在法国受过教育的黑白混血儿，名叫朱巴尔·拉比什，在新伊比利亚南边的河口开了家砖厂。他自己拥有奴隶，也租用奴隶，毫不留情地鞭笞他们，为特什河两岸奴隶主的住房提供了许多砖头。
　　尽管朱巴尔·拉比什一心想与那些比他更加富有的糖农并驾齐驱，但他在圣马丁区边界以南的带圆柱的大宅，不像糖农的庄园一样，没有采用意大利的大理石或西班牙的铁制品。不过，他沿着车道栽种橡树，露台和阳台都挂满鲜花。奴隶为他照管山核桃及桃树果园，田地像用扫帚扫过一样干净。虽然白人家庭从不邀请他做客，但仍然尊重他身为商人和工头的地位，在这条街上给他留足了面子。对朱巴尔·拉比什而言，这几乎已经足够了。就差那么一点儿。他把孩子送到北部接受教育，希望能结个好亲家。这都是为了打破肤色的樊篱，让曾经遏制他野心的那一抹褐黄，从拉比什家族后代的皮肤上彻底退去。
　　对他来说，不幸的是，在一八六三年四月来到特什河畔的联邦军眼里，他和他的白人邻居们完全平等。他们民主地解放了他的奴隶，烧光了他的田地、畜棚和玉米谷仓。窗子上挂的通风百叶帘全被扯了下来，进口家具和钢琴劈了当柴烧。
　　就在二十五年前，最后两位继承拉比什姓氏的成年人——一夫一妻——灌了满肚子威士忌和安眠药，往头上套了个塑料袋，死于停在休斯敦一家酒吧后面的车里。两人都做过污点儿证人，被告是纽约的一个犯罪家族。
　　他们留下一对同卵双胞胎女儿。姐妹俩年仅五岁，一个叫莱提，一个叫派兴。
　　女孩们都有蓝眼睛和烟灰色头发，其中掺杂的暗金恰似画笔的笔触。监护权给了一位吗啡成瘾的阿姨，她自称巫医，还有超能力。维切尔·卡尔穆什经常主动去照看两个女孩，把她们送到大路边，等着国家“启蒙计划”的车来接她们去新伊比利亚上学前班。
　　我们不曾留意他对女孩表现出的关心。出淤泥而不染终究是可能的，我们曾这么告诉自己，在卡尔穆什的心里也许还有未曾扭曲的净土。尽管他亲手清洁那些机器，上润滑油，亲手把机器从一所监狱送到另一所监狱，结果别人的性命。也许他对孩子的善念是一种赎罪的尝试。
　　况且照看她们也算州政府的义务，对吗？
　　四年级时，双胞胎姐妹中的派兴告诉老师，她被不断重复的噩梦折磨，早晨醒来时仍感到疼痛。
　　老师把派兴带到拉斐特的慈善医院，但医生说损伤也许是孩子在公园玩跷跷板时弄出来的。
　　就在两个小姑娘大约十二岁时，一个夏夜，我在西大街维齐冰淇淋店附近，见到她们和维切尔·卡尔穆什在一起。她们穿着一模一样的格子裙，系着不同颜色的发带。她们坐在卡尔穆什的卡车车门旁边的位置，双眼死气沉沉、毫无光彩，嘴角朝下抿着。他从车窗探出头，和一个穿吊带工作服的黑人说话。
　　“我已经够有耐心了，小子。钱你也拿到了。现在你说我撒谎？”他说。
　　“不，先生，俺没那意思。”
　　“那就祝你晚安吧。”他说。一个小姑娘说了什么，他朝她脸颊上啪地轻打了一下，启动了卡车。
　　我走过停车区，站在他窗边。
　　“打扰一下，你没有权利打别人孩子的脸吧？”我问。
　　“我看这件事情你弄错了。”他回答。
　　“请你下车。”
　　“我的老天。你管得太宽了，罗比乔克斯先生。你自己还满嘴酒气呢。”
　　他把卡车从橡树底下倒出来，开走了。
　　我在教务长酒吧喝了三个小时酒，看着顾客打桌球，老人在木吊扇底下玩布列牌戏和多米诺骨牌。温暖的空气里满是滑石粉、挥发的汗水和地板上绿色木屑的混合气味。
　　“有没有本地人招惹过维切尔·卡尔穆什？”我问酒保。
　　“回家去，戴夫。”他说。
　　我沿特什河往北开到卡尔穆什家。他家的房子暗着，但隔壁的拉比什宅门廊和客厅都亮着灯。我将车子停在拉比什家的车道，穿过院子来到砖砌的台阶前。下陷的地面长满青苔，铺了一层山核桃碎壳和棕榈叶子，屋子上刷的白漆被烧甘蔗杆的烟熏黑了。由于酒精的作用，我感觉到脸颊又热又胀，耳朵无缘无故嗡嗡作响。
　　维切尔·卡尔穆什打开前门，站在门廊的灯下。从门缝中，我能看见双胞胎姑娘和她们的阿姨在后面张望着。
　　“我认为你在虐待那些孩子。”我说。
　　“罗比乔克斯先生，你这人既可悲，又可笑。”他回应道。
　　“站到院子里来。”
　　他逆着光，脸藏在阴影里，一层湿气勾勒出他的轮廓。
　　“我有武器。”我靠近时他这么说。
　　我抬起手掌揍了他的脸。小胡子像沙砾一样刮过我的皮肤。掠过他的嘴时，我手上沾了唾液。
　　他伸手摸上唇，突出的门牙把嘴唇擦破了。他看了看手上的血。
　　“你满嘴呕吐物的味儿，身上酒臭冲天，就这么来审判我？”他说，“你坐在‘红帽子’里头看我结果别人的命，然后来谴责我关心孤儿？你就是个伪君子，罗比乔克斯。走吧，先生。”
　　他进屋去了，关上了门，熄灭了门廊的灯。闷热的黑暗中，我感觉到脸颊收缩紧绷，好似蒙在苹果上的苹果皮。
　　我回到了新奥尔良，继续应对赌博窗口惹的麻烦，再加上当时我那个来自马提尼克、黑发白肤的妻子。她随着住在花园区的男人们回家时，我正在蓬查特兰湖的一艘游艇上醉得不省人事，梦见美军直升机的下降气流把草原上的芒草刮得纷纷低伏。
　　后来，我听说了拉比什家两个小姑娘的故事：她们沾上了毒瘾。同她们鬼混的那些摩托车手和大学生只是她们历险中的过客。她们离开拉斐特，在一部电影里扮演了两个配角。莱提入狱时录制的节奏布鲁斯唱片在榜单上停留了两三个星期。
　　每回醉倒之前，我总是在祈祷中捎带上这两个姑娘，深深地悔恨自己只是一个酒鬼，没能让她们的生活出现任何改变。有一次，我梦见她们蜷缩在床上，等待门外男人的脚步声，等待一只手扭动门把。但到了白天，我就对自己说，我的失败只占了她们的悲剧中的一小部分，我的愧疚只是因为酒精作祟，让我装腔作势而已。
　　维切尔·卡尔穆什自取灭亡的原因，是他长期压抑的渴望，对名声及被承认的渴望。去澳大利亚度假时，他接受了电视记者关于行刑人这一职业的访问。
　　卡尔穆什对死在他手下的人发出冷笑。
　　“他们进入房间的时候还想装得很有男子气概。但我能看见他们眼中的恐惧。”他说。
　　他满怀怨恨，认为电刑对他杀死的那些人来说还不够。
　　“死得太快了。他们应该受尽折磨。就像那些他们杀掉的人一样。”他说。
　　记者已经惊呆了，没有问下面的问题。
　　BBC获得了录像带，并在美国播出。维切尔·卡尔穆什丢了工作。他获罪并非因其所行，而是其所言。
　　他把房子用木板钉起来，消失了许多年。我们一直不知道他去了哪儿。八年前，一个春天，他回来了。他把窗上的木板撬开，用镰刀清理院子中的杂草。他的门廊上放着收音机，烧烤架上烤着猪排。一个大约十二岁的黑人小姑娘坐在门廊边，光脚踩在土上，懒洋洋地转动冰淇淋机。
　　太阳下山后，他回到屋里，在厨房的餐桌边吃晚饭。餐盘边有一瓶冰镇的葡萄酒，已经开了封。这时，有人敲了敲后门。他起身将门打开。
　　没过多久他就趴在了油毯上，脊柱、肋骨、脖子和头皮都被鹤嘴锄撕裂。脊椎暴露在外，肾脏和肺被刺穿，瞎了一只眼睛。
　　当警察在莱提·拉比什家的后院逮捕她时，她正在焚烧垃圾桶里的袍子和工作鞋。她全身赤裸，用园林水管冲洗身上和头发里残留的维切尔·卡尔穆什的血。
　　接下来的八年里，她想尽了一切可能的方法，避免被转移到安哥拉的死囚牢房。如果去了在那儿，她将被捆在一张桌子上，一名药剂师会为她注射药物。药物将让她的双眼失明，麻痹她脸上的肌肉，让她的呼吸系统停止运作。最终，她的死亡被禁锢下皮肤下，没有一丝痛苦的讯号会传递到神经中枢。
　　我在安哥拉见证过两次电刑。虽然逮捕那两个人时我都出了一份力，但仍使我恶心反胃。可是，这两次死刑对我的影响，远不及莱提·拉比什即将面临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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