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解人员引领战犯跨进管理所大门，迈上跃层“一”形台阶，通过长长的水泥地面走廊，“咣当”，沉重的铁门声，像一桶冰水从头到脚浇了他们一个透心凉。
“我手里有一张全体战犯的照片，那是他们刚刚被送到管理所时拍摄的，”日本《世界月刊》1998年5月号《坦白书是这样写出来的》一文的作者新井利男写道，“在这张照片上，有的人瞪着野兽般的眼睛，有的人强作微笑以掩饰内心的恐惧，有的人表现出一副绝望的神情，有的人脸上刻着西伯利亚饱受饥饿和残酷劳动折磨的印迹，每一个人在精神上都有些异常。”在内心里，他们充满恐惧。西伯利亚的饥饿与强劳动没有压垮他们的身体，没有泯灭他们的精神幻想。因为苏联法律取消了死刑，最多科刑二十五年，何况他们身上还没有背负“战犯”的罪名。如今，管理所大门牌子上把“战犯”帽子加身，又落在了“仇国仇人”手里，怎能不叫人心悬半空？等候在两侧并排的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监房门前，又一次点名开始了。
969人，一一回应，对号人室，分别走进各自分住的5栋监舍。每间监舍，正门挂着一把铁锁，门扇上方为哨兵留有一个等人高的窥视方孔。舍内水泥走道两旁，是高约40厘米的木板通铺，每间监舍10个人左右，分住两侧。
天亮了，中国管理所第一夜过去了。像货车换客车、黑面包换白面包一样，新的环境、新的幻想搅拌着新的不安，喜忧交织的情绪持续了一夜。一宿醒来炸了“庙”，不是因为住房等级划分，而是因为住户身份认定。墙上一纸写着活动时间表和注意事项的公示单，“战犯管理所”的落款让战犯们像看到了生死牌那样的恐惧。
“‘战犯’，多么恨人的字眼！一世英名岂容玷辱？满身的血液直冲头顶。”“战犯管理所”的牌子刺痛着战犯们的视觉。《战犯管理条例》让他们了解了“管理所”不同于苏联羁押地的功能。“‘战犯’是审判问题，‘战俘’是遣返问题，前者有可能上断头台，后者才会生还而兑现那位苏联看守所长许诺的‘达冒伊’（俄语‘回家’）。”一字之差，生死之别，岂能含混！睁眼的闭目沉默，闭眼的瞪大了两眼；起床的躺下去，卧铺的爬了起来；“唧唧喳喳”的哑了嘴巴，没说话的“嘟嘟哝哝”……他们骚动起来，狂怒起来，歇斯底里起来。
有人把它撕下来，恨不能捏成粉末，踏上两只脚；有人把它贴了回去，担心过分闹大，惹来杀身之祸。
一个叫：“什么，我们是战犯吗？不是，不是！”十个喊：“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统统的不是！”百个吼：“巴嘎牙鲁！‘战犯’？岂有此理，绝对不接受！”管理所以监舍床位为序，给他们身上挂上了20厘米长条的号码牌，并拍了单人半身面部相片：中将师团长藤田茂的代号为937，中将师团长佐佐真之助为927，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为924，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为933，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为932……号码代替姓名，就像烙印一样抹不掉了，更加忍无可忍。一名师团长发出最后通牒：“我和我的部下不是战犯，而是战俘，”“必须无条件释放！”每一张表情不一的脸上，都泛着无奈、不安、愤怒、辩解、绝望的旋涡。一些人则大发雷霆，把淤积脑中5年的不满、怨恨和愤懑，一股脑儿地发泄出来：“在苏联当俘虏就够窝囊的了，眼下我们怎么一夜之间成了真正的战犯了？”“你们最大的官是校官，怎能管得了我们，有什么资格采问我？”“我吃够了监狱的饭，拉出去枪毙算了！”“等着瞧，你们（指有进步表现的同类）这些大和民族的叛徒！”更有甚者，连“战俘”也不认同，说什么：“我们厌恶听到‘俘虏’这个词。我们不认为自己是俘虏的，我们是根据（天皇）《诏书》停止军事行动的，我们从来没有遭到过失败。如果战争继续下去的话，我们所有的军人都会战死在沙场上。根据以上陈述，我请求严重注意‘俘虏’一词的使用。”“是不是俘虏，是不是战犯，你们会慢慢地明白的，”看守员听不懂日本话，不知所以；管教人员听明白了，不卑不亢、不冷不热地说，“大家长途跋涉，想必是大大的累了，还是安静地休息去吧，冷静下来自己想一想，会慢慢地弄清楚的，会统统地明白。”朦胧不清如坠云雾的谈话，叫人满腹狐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看来，也只好这样了，慢慢地走着瞧吧！”他们一些人只能无可奈何。
战犯，战俘？按照他们的设想，宁可作为战俘暂留活命于敌手，也不要作为战犯未卜游魂回日本，这是不是有违于他们的初衷，不够一个彻底的天皇忠臣、“武士道”的勇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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